新聞標題【民報】懷樹又懷人:我的父親莊垂勝、他的朋友及那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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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樹又懷人:我的父親莊垂勝、他的朋友及那個時代

2017-06-08 08:02
作者:林莊生
譯者:
出版社:玉山社
出版日期:2017-06-12
官方網址:

金鼎獎好書重新出版。

深刻描述林獻堂、洪炎秋、葉榮鐘那一代的文化人,

在黑暗年代中的理想、堅持、挫折與苦悶,

以及彼此間珍貴的情誼與人性光輝。

作者林莊生,出生於台中霧峰吳厝庄的大家族,是台中中央書局創辦人之一莊垂勝之子;他在去國多年之後,驚覺長輩日漸凋零、台灣也由農業社會轉型為工業社會,因而對已消失或正在消逝中的舊台灣產生無限思念,覺得應該記錄下來,於是完成本書。

金鼎獎好書重新出版。
深刻描述林獻堂、洪炎秋、葉榮鐘那一代的文化人,
在黑暗年代中的理想、堅持、挫折與苦悶,
以及彼此間珍貴的情誼與人性光輝。

作者林莊生,出生於台中霧峰吳厝庄的大家族,是台中中央書局創辦人之一莊垂勝之子;他在去國多年之後,驚覺長輩日漸凋零、台灣也由農業社會轉型為工業社會,因而對已消失或正在消逝中的舊台灣產生無限思念,覺得應該記錄下來,於是完成本書。

一九九二年首次出版,不但獲得金鼎獎肯定,也被評為「充滿溫情與親情,有文學之美,又有歷史的真」,被譽為「孕育台灣人文意識的五十好書」之一。

全書分為兩部,第一部〈父親與我〉,以作者與父親為中心,歷述一九三○年至一九六○年間,台灣一般的社會生活;第二部〈父親的朋友〉,分別記述九位父執輩的遭遇與他們對時代的感受,這九位父執輩包括朱石峰、洪炎秋、許文葵、黃春成、陳滿盈、徐復觀、葉榮鐘、蔡培火、林獻堂,以及日本人岸田秋彥。為了要更直接地表達記述人物的思想與感情,書中引用大量的私人書信,真切記錄了一個時代的氛圍。

【作者簡介】- 林莊生

出生於台中縣霧峯鄉,經台中附小、台中一中,一九五三年畢業於省立台中農學院(現在的國立中興大學)。一九六三年獲得蒙大拿州立大學(Montana State College)的農藝碩士,一九六七年獲得威斯康辛大學(University of Wisconsin)的農藝博士,隨即移民加拿大,在聯邦政府農業部擔任生物統計方面的研究工作,發表過三十三篇科學論文,一九九五年退休後從事寫作,出版著作有《懷樹又懷人》(自立報系)、《一個海外台灣人的心思》(望春風)、《兩個海外台灣人的閒情心思》(前衛)、《站在台灣文學的邊緣》(台灣文學資料館)、《新版懷樹又懷人》(台灣文學資料館)、《回憶台灣的長遠路程》(玉山社)。二○一五年過世。

【推薦序】

落葉歸根,魂兮歸來

林莊生《懷樹又懷人》二○一七年新版序

廖振富 

 

林莊生《懷樹又懷人:我的父親莊垂勝、他的朋友及那個時代》是一本被遺忘已久的好書,原書出版於一九九二年,距今二十五年。本書作者林莊生(一九三○~二○一五)和他的父親莊垂勝(一八九七~一九六二),對當代多數台灣人而言都是陌生的名字。但本書生動的文筆,內容的特殊性,以及展現的見識與視野,不論是從「認識台灣」的角度來說,或是單純當作精采的人物故事來讀,都值得閱讀欣賞,不容忽視。

我個人早在一九九○年代初期攻讀博士學位期間,閱讀到剛出版的《懷樹又懷人》一書,內心深受震動,透過本書我具體貼近上一個世代台灣文化人的精神世界,也深刻體會到他們在黑暗年代中的理想、堅持、挫折與苦悶,而這些文化人之間的往來互動,更處處流露出珍貴的情誼與人性光輝。他們的視野、胸襟與抱負,使我眼界大開,而林先生文章展現的識見與雋永風味,成功傳達那個時代的特殊氛圍,更讓人回味無窮。此後,我便十分注意林莊生先生在台灣發表的文章,以及陸續出版的專書。後來有幸在二○一○年開始與林先生密集通信,進而促成他將珍藏數十年的一批珍貴文物捐贈給台灣文學館的機緣。

二○一四年十月,我專程前往渥太華,在他家住了十天,受到他們伉儷熱情的款待,對他進行深度訪談。期間並由他安排,與旅居渥太華的台灣前輩多所交流。這十天的相處,從清晨的餐桌到深夜的書房,我們無所不談,我也更深刻感受到他深厚的人文涵養,以及對故鄉台灣熱切的關注之情。他的住家佈置非常優雅,窗前茶几上擺放著葉榮鐘先生送給他的知名雕塑家陳夏雨的作品「裸女」,牆上掛滿他自己的畫作,其中最大的一幅,色彩斑斕,充滿抽象的幾何趣味,還有多張栩栩如生的風景寫生油畫。樓梯及二樓壁面,則懸掛著對他有特別意義的書法,包括祖父莊士哲(一八五二~一九一九,曾任鹿港區長)、父親莊垂勝、伯父莊太岳(櫟社成員,一八八○~一九三八)、堂兄莊幼岳(一九一六~二○○七),以及他的老師張錫卿(一九○九~二○○一,前輩藝術家,曾任台中師範附小校長)等人的作品,充分見證他的書香世家傳統。從他的書房望出去,庭院中的銀杏樹在加拿大秋陽中閃爍著黃澄澄的光芒,已成為我記憶中永恆的畫面。

當年《懷樹又懷人》一書出版後,雖然並未引起廣泛的注意,但有幾位學者都曾給予高度的評價,包括吳密察、曹永洋、林衡哲、黎湘萍等人。林衡哲讚譽本書:「是一本充滿溫情與親情的反映時代的鉅著,有文學之美,又有歷史之真,可說是一部永恆的台灣人傳記。」吳密察教授在為林莊生《兩個海外台灣人的閒情心思》寫序時,特別提到他當年初次讀《懷樹又懷人》,看不到十頁便「驚為天人」,對這位長期定居北美的台灣人科學家,竟然有如此深厚的人文素養與中文表達能力大為驚嘆,進而推崇這本書:「是一部足以表現台灣第一代近代文化人精神面貌的經典。」曹永洋指出:「作者因為巧妙運用大量的書信、照片,使讀者在閱讀時有如看到現場的舞台演出,有身歷其境猶聞謦欬的立體感。」長期研究台灣文學的中國著名學者黎湘萍則說:「研究台灣問題的人們,將不可不讀這本書。因為它所披露的心路歷程,是如此充滿了感人的激情,這種激情恰是用相當冷靜的筆調表現出來的,它不是年輕人詞藻華麗的浪漫的呼喊,而是經歷了人生許多磨難之後的智者用『心靈』寫就的。」他也認為本書既有獨特的文學價值,也有很高的歷史價值。回想起我個人當年閱讀本書的感動與震撼,迴盪久久不絕,曾在書後寫下幾句話:「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八日,閱完全書一遍,對日據時期台灣文化界先賢之事蹟、風範,興起無窮探索之志。」後來我常在課堂或演講場合大力推薦本書,遺憾的是,本書絕版多年,讀者無從購買。

依個人淺見,本書內容具有幾個明顯價值,其一是生動呈現日治時期與戰後台灣社會變遷的歷史切片,諸如一九四○年代時代轉折下,台灣的中學從日本教育一夕間變成中國教育的狀況;又如戰爭時期到二戰結束,住家相鄰的台灣人與日本人之間的微妙互動,從矛盾緊張到真心相待,散發人性的光輝及複雜面貌。而由於莊垂勝曾被二二八事件牽連入獄,本書描述戰後二二八所造成的社會動盪、台灣人的集體創傷與心靈暗影,至今仍具有參考價值。其二,本書描述日治到戰後台籍知識分子的出處選擇,及其內在精神樣態的差異、分歧,從林獻堂、莊垂勝、葉榮鐘、洪炎秋到蔡培火,各有其艱難、痛苦,乃至無奈與堅持,堪稱是理解近現代台灣知識分子精神史的重要文本。再者,本書兼及戰後來台的中國學者徐復觀,原台北帝國大學教授岸田秋彥與台灣知識分子的交往,又洋溢著以文化關懷為本,超越種族與地域藩籬的深厚人文精神,顯見本書絕非狹隘的地域主義之作。

作者生動而坦率的文筆,韻味深長的描寫,每每讓人掩卷長思,咀嚼再三。如「前言」的小故事,提及作者任職加拿大農業部,以種樹悼念同事卻不留下任何紀念碑文,連想到人類文化素質的提升,正是來自無數默默的關心與累積,非常引人入勝,這篇前言本身就是非常精練雋永的散文。又如描述一九六二年他在美國攻讀學位期間,父親莊垂勝去世,書中先透過幾封好友來信,簡要交代父親發病與治療經過,以旁人之眼,呈現莊垂勝人格胸襟的卓犖不群。接著以弟弟敬生、立生的來信,詳述為父親治喪前後的心境,在接到家裡電報告知父親死訊時,他如此寫道:「我沒有告訴別人,一切按照平常那樣上課、工作,只是感覺非常空虛寂寞,好像一個人被遺棄在曠野之中。」他不明言與同樣留美的弟妹都無法返台奔喪的痛苦,寥寥數語,唯「大音希聲,大悲無言」足可形容。

又如他寫蔡培火與父親戰後的互動,因兩人的出處選擇及對時局看法差異甚大,每每在爭吵中相互尋求理解,然而即使不歡而散,卻又長期維持如此「和而不同」的互動模式,兩人個性與音容笑貌如在眼前。本書像這樣精采的片段比比皆是,難以一一細數,但我們容易忽略一個事實是,作者處在時代夾縫中,他的母語是台語,中學上課學的是日文,接觸正規中文教育的時間極短,其後旅居美國、加拿大數十年,猶不忘台語鄉音,至於他能書寫流暢的中文,其實是來自不斷的自修與練習。

幾年前,林莊生曾將本書交給張良澤教授主持的「真理大學台灣文學資料館」,於二○一一年二月重新排印出版,可惜新版並未透過市面銷售管道流通,只能郵購,知者極少。我因而曾建議林先生重新尋求再版的機會,他也欣然同意。幾經交涉,當年在《自立晚報》出版部擔任總編輯並負責出版本書的魏淑貞女士,同意由她一手創立的玉山社重新出版。雖然林先生已在二○一五年一月下旬因病去世,來不及看到新版問世,但我深信他在天之靈對本書得以重新出版,必深以為慰。

就現實面來說,林莊生從一九六一年出國之後,僅有幾次返台探親訪友,與故鄉台灣的距離遙遠,互動極少,也少有人知,是典型的海外學人。但本書在一九九二年出版後,觸動他強烈的思鄉之情,使他晚年勤於寫作,主題都環繞著台灣的歷史文化與文學,又陸續出版《一個海外台灣人的心思》、《兩個海外台灣人的閒情心思》(與陳虛谷長子陳逸雄合著)、《站在台灣文學的邊緣》、《回憶台灣的長遠路程》等書,這可說是他漫長跋涉的精神歸鄉之旅。

而今,他的軀體已化為灰燼,不留形跡,但他遺留的著述,在在流露出對故鄉台灣的無比深情,其意義遠遠超越形體的落葉歸根。行文至此,我不禁想起那棵種在加拿大農業部植物園裡,早已從小樹苗長成高聳參天的「紀念樹」,而這何嘗不是林先生對自己一生奮鬥所下的最佳註腳呢!

                                          

二○一七年五月一日寫於台中

(本文作者現為國立台灣文學館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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