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標題【民報】人行道(Sidew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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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道(Sidewalk)

2018-09-08 10:00
作者:米契爾.杜尼爾(Mitchell Duneier)
譯者:黃克先、劉思潔
出版社:游擊文化
出版日期:2018-09-05
官方網址:

關於街頭謀生、自我復原、地下經濟、城市治理、正常/偏差、接納/排除的「人行道生存記」。書中的主角是一群在紐約第六大道周邊街區討生活、相濡以沫的底層黑人,包括銷售「黑人書」的流動書販、販賣回收雜誌的拾荒小販、無所不用其極的行乞者,以及在毒品和酒精中半夢半醒的無家者。被這群街頭黑人暱稱為「米契」的白人社會學家杜尼爾,用了六、七年的時間,逐步獲准走進他們的生命世界,與他們一起在人行道上卡位擺攤、一起承接用路人的各種目光、一起挑戰霸道的執法警察,一同經歷街頭的悲歡離合、一同感受活著的掙扎無奈、一同見證生命的不屈不撓。

強力衝擊非虛構寫作及閱讀經驗的經典民族誌

一九九一年,行政服務主任在員工評鑑會議中突然把我解雇,這位主任是個白人中年婦女。為什麼解雇我?她說我被指控說能力不佳,但她拒絕說明是哪位律師指控我。我還記得她講話的抑揚頓挫:「很抱歉,我們必須請你離職。」這句話彷彿是某首歌曲的副歌一樣。我記得我坐在她桌子對面的椅子上,像雕像一樣定住不動,因為這句突如其來的話和帶來的立即影響令我整個人呆住。我記得她那時瞪著我的臉看,我的沉默不語讓她又開口說:「你似乎對這件事非常鎮靜。」

行政服務主任並非我的上司,她如何斷定我不勝任?她的標準為何?我都上夜班,很少看到她——除非她加班。夜班的法律文件校對員和文書處理員極少跟她有接觸,跟法律人員也是,因為跟他們打交道是我上司的責任。

在這次會議前,我正和我上司像一般的辦公室同事那樣互開玩笑。她擔任我上司期間,從來不曾用口頭或白紙黑字告知我的工作達不到要求,而且那次會議她也不在場。

我不勝任?三年當中,我在工作死線和龐大壓力下,與另外三位校對員擠在像牢房一樣大的房間裡,校對所有法律文件,這要怎麼說?行政服務主任相信我臉上的表情很鎮靜,但那是震驚的表情。那天夜裡我就離開這個與外隔絕的地方,以便搶救我所剩無幾的自己,打造一個新的身分。

米契爾.杜尼爾記得,當我們第一次在我的書攤交談時,我跟他說我有一個Rolodex旋轉式名片架,他驚訝得不得了。他的驚訝源自於社會脈絡。假使我沒有跟米契提到Rolodex這個字眼呢?因為這個字與白領上班族有關,而我被認知為「街頭人士」,我用這樣東西就很突兀,而這讓米契對我的認知有所轉變。我想如今我會這麼說,若不是發生那次交談,挑戰了他對我和我的社會地位的認定,他就不會寫出這本書。

米契在第一章中回想他如何費盡苦心說服我成為這本書的研究對象——當時是唯一的研究對象。確實,我覺得自己聽到了每當母親得把我和兄弟姊妹獨留家中時會交代的規定:我不在家時,不准開門讓任何人進來

如果我違背母親的規定、開啟了這扇門,我是以什麼基礎來衡量米契的意圖?如何防止他只是把我當作資料來挪用、不讓我發聲表態他書中的材料該怎麼挑選和描述?一個研究對象要如何參與他不抱太多信心的民族誌研究,且以「研究對象以上、作者未滿」的身分存活下來?

由於我相信自己在企業界的悲慘經驗是種族主義所造成的(現今有許多白人將這樣的聲稱,比擬為寓言故事中高呼「狼來了」的那個孩子的宣稱),於是我問自己:「我能期待米契這個白人社會學家了解,為何那段經驗會導致我當初來到第六大道上擺書攤餬口嗎?」作為一種生活經驗而存在的種族概念,是無可迴避的;同時,假使我依據種族為基礎來判斷,錯誤地否認米契有他的人性,而不給他公平的機會,我將無從得知他能否準確地書寫我的人生。

我不知道米契會怎樣敘述我在這些街區的生活。他是否會以社會學傳統繼承者的身分進行研究(這個傳統在歷史上已發現自己幾乎不可能將黑人書寫和理論化為複雜的真實人類,尤其是貧窮的黑人)?很怪異的是,我如此擔心著,即使我讀過米契所寫的《史林的桌》,書中富含針對勞工階級黑人生活的深刻見解。因為,如今會受到影響的將是我的人生——而非書中描繪的那些人的人生。

在幾個星期當中,我在書攤與米契非正式地閒聊,只要時間許可,我們就會約在餐館碰面,這樣就可以不受干擾地坦率聊天。這些初探式的談話圍繞著我人生的基本事實,以及更重要的是,讓我成為街頭書販的境遇。這些談話帶著高漲的情緒,米契對我的反應,並不是我想像中社會學家那種慣用的冷靜和客觀的超脫,他會專注地聆聽。我開始尊重他的敏感度,很快便信賴他來書寫我的人生。

三年前我讀過初稿後,斷定在我的書攤所發生的事件和對話本身,並無法展現出這些街區中存在的社會結構的複雜度。我寄給米契一封長篇的手寫信,概述我的擔憂。我預料他會認為我逾越了身為「研究對象」的分際。的確,我知道米契的研究計畫得以成形,是根據我所提到的珍.雅各對於「公眾人物」的迷人概念。不過既然我是研究對象,我建立理論的權利可以大到什麼程度呢?

不久後我們用電話交談——我在顧攤時打公用電話,他則在辦公室講電話。米契對我說他很肯定我的社會學見解,也謝謝我寫那封信。他問道,如果我們一起教一門專題討論課,彼此交流也和學生一起討論書中所提出的問題,是否會很有收穫。之後不久,米契取得許可,邀請我擔任有薪講師,和他一起教授一門為期十週的大學部專題討論課。這門課成為一個過程的開端,讓第六大道上討生活的其他人不再僅僅是一些數據資料。

我真的某天在第六大道上賣書、隔天就在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校區的大型會議桌旁,坐在米契對面。這是全新的領域,因為我毫無在大學任教的正式經驗,在那之前,我曾開玩笑對米契說,人行道可稱為我的教室、我正在考慮收取學費。

那個學期裡,我和米契爾根據「教師同意」的招收方式,挑選了十九位學生,他們代表各種不同的族群背景,也呈現出這門專題討論課的架構方式;他們也展現了積極的興趣,願意應付一連串相當艱深的指定閱讀進度。當然,種族是我們見面討論時無法迴避的元素,這是基於所挑選的閱讀材料及街頭衍生出的議題。

我們鼓勵學生依據指定閱讀的材料參與課堂討論,讓每次的討論課都不會只剩「閒聊」。我們所指定的閱讀材料包含雙重特點:有些書籍對於街頭生活的議題提供結構上和概念上的理解(《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在街頭察言觀色》、《都市財富》〔Urban Fortunes〕、《無家者》),其他書籍則是勞工和中產階級黑人在我的書攤所買的「黑人書」(其中包括《皮條客》〔Pimp〕、《毒癮者》〔Dopefiend〕、《自願為奴》〔Volunteer Slavery〕、《非洲:文明之母》〔Africa: Mother of Civilization〕、《讓我想大喊》〔Makes Me Wanna Holler〕、《剝餅》〔Breaking Bread〕、《人種有關係》〔Race Matters〕、《對抗權威》〔Confronting Authority〕)。

跟米契一起教這門專題討論課實在不容易,不但要做非常大量的課前準備,也讓我對於他身為大學教授的責任重大有了第一手了解。教育大學生是個困難的事業——教授得與某些學生有時很低劣的知性本能拼搏。標準和批判性思考至為重要。

我獲得一間辦公室,可以在裡面工作,以及在晤談時間約學生見面討論。最初四次上課前,我會因極端焦慮而坐在辦公室裡,必須吃兩顆止痛藥才能緩解頭痛欲裂的猛烈攻勢,即便我日復一日在書攤與普通人和名人交談已經好幾年了。

然而,我很容易便適應了這個新的社會脈絡。這門專題討論課進行得很棒,艾利絲和馬文在學期中間的兩週過來探班。從學生的問題和反應看來,本書的缺失變得很明顯。雜誌小販的生活為何沒有包含在初稿中?行乞者的情況怎樣?無家可歸的情形又是如何?這些人為何不乾脆去找工作?白人對這些人怎麼說?他們與社區居民的互動如何?我從哪裡取得我的書?一位白人教授真的足堪信任來書寫黑人,而不會落入刻板印象嗎?這些問題都很困難,米契和我在課後會進行長時間的討論。這門專題討論課和我們的交談產生一個結果,就是米契開始重寫這本書,回到第六大道上記錄其他人的生活。

當艾利絲向我描述這趟行程得到的概略評價時,我打電話回紐約向大家做的報告顯得毫無作用。第六大道上的人們幾乎無法相信我真的跟米契一起教課,他們以為我去聖塔芭芭拉度假,在那邊享受。

書販和雜誌小販的社會階層,帶有長期存在的敵對關係(如同本書〈空間之戰〉那章的描述),而我跟雜誌小販建立的關係雖然稱不上完美,但還算不錯。米契為了打入這個圈子,他需要從中得到一位擔保人——幫他取得他們的信任,也確保他的安全。因此,馬文非常關鍵,他身為擔保人,擁有的可信度比我還高,因為他和米契並無先前的關係。

米契開始在這些街區做田野的時候,我和馬文先幫他簡報可以預期和應該避開的事。這裡有很多人認為米契是「有錢人」(我常聽到這種用詞),就打算要佔他便宜。在這些街區中,生活是以每天為單位來衡量的,往往是依據一個人可以從善心人士手中拿到多少錢來看。在田野工作剛開始時,米契究竟是否真的在寫書探討他們生活的意義,這個問題還算其次;他們要問的是:我可以從他那裡拿到多少錢?

當中有的人在前一天靠著賣雜誌賺進百元,但是天還沒亮就全部拿去買快克或酒了。他們清一色地要米契提供買早餐的錢,這所謂早餐包含各式各樣隱晦的含意:在格雷木瓜熱狗店買一份兩塊錢的火腿蛋起司三明治;一瓶聖艾斯麥芽酒;或是一兩劑快克。

說到錢,這些人完全沒有意識到,米契是用他的薪水來支付本書研究所有的相關費用。他沒有研究經費,也不願等到取得經費再進行研究。馬文聽我講起此事時大為震驚,但我知道假如我告訴其他人,也不會有什麼影響。

米契最後終於學會,如何拒絕那些看似危急的人向他要錢。他以對研究目的認真及身為社會學家的真誠,建立了親善的形象。我偶爾從書攤的一角,有時則從便利網咖(一家以時計價的電腦中心,現已停業)的二樓窗戶,看著他與雜誌小販拉近距離。我看到他幫馬文工作,並且緩慢卻自信地走進存在於那個攤位的生活,那裡有一個「無形的」社會世界,是大多數行人所不認識的,甚至包括我,這是我後來才得知的。米契透過密集的田野工作,設法記錄了這個微妙又複雜的社會結構。現在回顧起來,我可以很公正地說,他被這些人接受的情形其實遠比我原先預期的容易許多。

艾爾是「第一批」在第六大道討生活的人之一,他告訴我,若不是因為當地人士一致認為,米契努力在做的事情很重要,他有可能成為街頭的「犧牲者」。最後,任何一個社會學家若頭腦簡單地認為,只要投入時間在田野,就有資格成為「其中的一分子」,這不但是可悲的錯誤,並且會造成嚴重的問題。街頭就是街頭,千萬不要搞錯了。米契一開始就了解這一點,他從不假裝成不同於自己的樣子:他就是試圖理解我們人生意義的一個人及一名社會學家。

這些男男女女(包括我自己)沒有哪個人曾在這種工作中搭配過,而為了讓歐維.卡特為這些人拍照,他們也必須對他有信心。一般的規矩是,在街頭工作和生活的人都不喜歡上鏡頭,遑論允許被拍照。有些人不喜歡自己的生活被化約為觀光景點,也有些人將照片視為警方監視的一種。很多人覺得除非可以「收費」,不然攝影師就是在「利用他們」。

我無從得知,我渴望以「研究對象以上、作者未滿」的身分存活下來,竟然會影響這本書的構思和寫作方式。請容我闡述:我參與此計畫的決心,迫使我發現,基於米契身為社會科學家的才能,要與他對話是有可能的。這絕非不足為奇的成就,而是超越了「學者懂最多」的典範。我常聽到來我書攤的紐約大學和社會研究新學院的研究生,談起「研究對象的聲音」這個浪漫化的概念,這種東西是一回事;社會科學家徹底願意聆聽,又是另一回事。

米契的研究迫使我了解一件事:對於在這些街上討生活的人,我所知的比我自己以為的還要少,儘管我已在他們身邊工作好幾年了。例如,我相當訝異地得知,這些人當中有一個次團體,彼此認識超過十五年之久,他們原本住在賓州車站裡面和周邊,後來才遷移到第六大道來。由於雜誌小販與書販之間的社會區隔,我無從得知這個迷人的資訊。假使米契沒有跟棲身在這些街區的每一個人談話,就不可能有辦法確知——更不可能記錄——他們共同的歷史,以及他們從賓州火車站遷移到第六大道的過程。對我而言,他們的遷徙故事引發了深刻的問題,因為這展現出他們有極大的適應力和能力,可以在公共空間創造出自己能生存的環境。總歸而言,或許任何類型的遷徙都是生存和適應力的故事。然而,與他們偶然相遇的人似乎從未想到這一點,包括政策制定者,他們認為用法規減少擺攤空間,或是用條例讓街販覺得較不舒適,就可以消滅這些人。

節錄自哈金.哈山,<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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