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標題【民報】白色恐怖受難者陳欽生:立定志向,為台灣付出到最後一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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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恐怖受難者陳欽生:立定志向,為台灣付出到最後一秒

 2018-08-19 18:10
簡介:

陳欽生,馬來西亞人,1967年以僑生身份來到台灣學中文,1968年考進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1971年因台南美國新聞處爆炸案被捕,後被判刑12年,在景美看守所關押1年半以後,轉到綠島綠洲山莊服刑8年11個月,最後2年被轉到台灣仁愛教育實驗所。出獄後因沒有身份證,當時政府也用種種理由不准他回馬來西亞,因生活所逼,在台北街頭流浪了近3年。直到1986年以死脅迫拿到身份證以後,生活才逐步改善,1988年帶著妻子回馬來西亞探親,現定居台灣。

「政府用(懲治叛亂條例)2條1唯一死刑起訴我,我在等待判決的時間,只要躺下來眼睛一閉,就想到槍斃、砍頭,我忍受不了這種恐怖。可是他們(看守所)也很聰明,找了幾個軍事犯,關幾個禮拜就回去的那種來輪流看管我,怕我自殺。就這樣我渡過了那段等待判刑的時間,後來被判了12年有期徒刑。」

長期擔任景美人權園區導覽志工的陳欽生,今年7月在「綠島人權之路─青年體驗營」為學生導覽時,講述當年所遭受的情境,語氣平和的讓人感覺過去那段12年黑牢歲月,彷彿只是一段曾經發生過的歷史,但講到他的母親從馬來西亞飛到台北、再到綠島,只為了與關押在綠洲山莊的兒子見面的往事,卻又是一段讓人淚流不止的悲傷故事。


陳欽生長期在景美山莊擔任導覽志工。圖/張家銘

台南美國新聞處爆炸案被冤入獄

「為什麼我會發生這些事情,我不知道,可能跟我常常到美國新聞處看書有關,我的中文程度很差,因為我在馬來西亞是受印尼教育的學生,所以我沒辦法趕上成功大學的功課,我必須要用更多時間,到美國新聞處看英文版的教科書,我才能趕上功課。」,陳欽生說。

他說,就因為他常常去那個地方,台灣調查局懷疑爆炸案與他有關,當年包括台南警察局、保安局、調查局抓了5批的人,其中一個就是他,跟一個中興大學的同學、還有李敖他們。

陳欽生回憶,後來經過2個禮拜,他聽到李敖擔了幾個案子,「照理說我沒罪,應該要放我回去,但是他們(調查局)卻把我送到景美看守所。我在調查局被整的很慘,全身都是傷,在看守所休養了2、3個禮拜,我以為是他們在處理手續要把我放回去了,結果不是,他們要我寫一些東西。我說不管你要我寫什麼,只要可以放我回去的我都願意配合,就因為這樣,我根據調查人員的一些說法,寫下了不該寫的東西。」

陳欽生指出,當時他寫下,16歲的時候在馬來西亞參加共產黨,接受了馬共的命令到台灣企圖顛覆中華民國政權,他反問,可能嗎?交給你的話做得到嗎?一個18歲的僑生來到台灣,可以顛覆中華民國政府,這不是很離譜嗎?更何況馬來西亞根本沒有共產黨。

陳欽生說,「當年如果爆炸案成案在我身上的話,我恐怕早就不在了。可是到今天都還沒有破案,所以我跟促轉會的人講,這個才是大案,你必須找出來當年(台南)美國新聞處跟台北花旗銀行爆炸案到底是誰做的,為什麼要栽贓到我身上,這是我希望促轉會做的事情。」


綠洲山莊會客室,圖為遊客與當事人無關。圖/張家銘

陳欽生母親來台面會:我一天見不到我兒子,我就不回馬來西亞去

「12年的回憶裡最深刻的地方,就是會客室。」,陳欽生說。

陳欽生提及,1975年老蔣(蔣介石)死了以後有個減刑條例,所有的政治受難者都可以減輕一半刑期,可是經過立法院審查以後加上但書,凡是(懲治叛亂條例)被2條1判刑的人不在減刑之列。「減刑一半的消息傳到我家人耳裡,但他們卻沒收到但書的訊息。」

他說,1975年底時,監獄官告訴他,說有人要來面會,他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心裡面覺得不可能,那麼多年無消無息的他,沒有人來看他,後來才知道,母親跟弟弟的信被獄方扣留,所以他不知道母親要來看他。

「我母親一個人要來這裡,不知道花了多少精神、金錢,才申請准許到台灣,本來我弟弟要陪她來,但是中華民國政府不允許。我母親她會講客家話、廣東話、馬來話,但是卻不懂中文,居然一個人搭了飛機,到了松山機場,然後坐火車自己到台東,然後搖呀搖的坐船來到綠島。」

「結果第一次我母親走錯了,走到關押刑事犯的綠島監獄,卻找不到我,很可惡的是,獄方沒有提醒我母親應該到綠洲山莊找我,她就抱著失望的心情回到了台北」他說,據他母親表示,她當時回到台北的心情實在很無奈,也不知道怎麼辦,她說:「我一天見不到我兒子,我就不回馬來西亞去。」

陳欽生描述,母親原本住在圓山飯店,後來搬到萬華最便宜的旅館,每天早上不知道做什麼,就走路到植物園,每天在那裡閒蕩。就這樣過了一段時間以後,有一位好心的將軍,應該是姓丁,他早上到植物園跑步,每天都看到他母親在那個地方,忽然有一天問了她,「老夫人到底怎麼回事?每天都看到你在這個地方,一臉憂愁。」,於是他母親就把陳欽生的事告訴他,這個好心人就把他母親又一次帶到了綠島綠洲山莊。

他說,當年自己完全不知道這些事,直到監獄官拍了他肩膀,要他趕快著裝,說有人來面會,他說不可能,他在台灣沒有親戚,「你是不是再查清楚,監獄官說不用查了,我確定就是你,監獄官也不肯跟我講要見誰,我只好跟著他走到會客室。」

「我站在會客室門外邊的時候,不敢進去,擔心如果走進去不是我認識的人,那種失落感會更重,我從門口角落看進去,裡面似乎站了一個老婦人,這個老婦人似曾相識。」

陳欽生娓娓道出,當時他已經將近15、16年沒看到母親,印象中母親很年輕漂亮,所以第一眼看到那位老婦人時,完全不認識,她那麼憔悴、落寞的樣子,根本不是他母親,後來走近一點才看清楚,「我愣住了,怎麼可能,我整個嚇呆了,我母親怎麼可能一個人來到這麼遠的地方?」

陳欽生說,當時是監獄官推了他一把說,要他趕快進去,會客時間有限,只有15分鐘。

「我只好坐下,我跟母親兩個人看著對方,好像認識又不認識的感覺,監獄官又提醒我要拿起電話,我才拿起電話,卻不知道要講些什麼。母親也拿起了電話,問說:『好嗎?』,我說很好,接著說我是被冤枉的,我沒有做錯事,但旁邊馬上傳來一個聲音,不要講案情!」

「我心裡想,如果我不講案情我要講什麼,難道說,我今天早上喝了豆漿配饅頭嗎?愣愣的看著我母親說不出話。監獄官催促我說,『時間不多,你有什麼話要交待趕快講』,我最後只蹦出了一句話,我說,『媽媽請你好好的保重自己,兒子一樣的也會保重自己,我答應你一定會活著回去馬來西亞跟你們相聚』。」

陳欽生說,母親只能一直點頭,他講這句話,不敢流淚也不能傷心,卻看到媽媽開始哭了,他只能忍住眼淚,一直跟母親說,不要哭,要好好的。監獄官說時間到了,他忽然發現母親伸手出來,把手放在會客室透明窗戶上面,他知道母親想摸摸他,想知道他是不是活著的人,他也伸出手來,「這是我12年裡最接近我母親的一次。」

後來母親站起身離開,一直走到他完全看不到她以後,他說,自己再也沒辦法忍受,跌坐在地上大哭起來,監獄官好像良心發現一樣,把他扶起來說,要好好保重,答應他母親的事情要做到。

白色恐怖受難者陳欽生談與母親在綠洲山莊面會經過​

廖冠毓攝(人權之路─青年體驗營提供)


2017年第二屆人權辦桌。圖/郭文宏

出獄後流浪街頭成「人權辦桌」的緣由

2016年2月29日,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志工主辦第一屆「人權辦桌」,宴請政治受難者與街友共桌吃飯,地點就選在青島東路與鎮江街口,緊臨白色恐怖時期的軍法處東所(現喜來登飯店),除了地點以外,人權辦桌的緣由也獨具意義-源起於陳欽生的生命經驗分享。

陳欽生說明,在綠洲山莊時期,曾經在廚房服外役監,「我們廚房每一個工作的人、尤其是被判了無期徒刑的前輩們,他們的手藝都非常的好,什麼都會做。包括年糕、月餅、小點心、油條、饅頭,我也在這個地方幾乎把他們的手藝都學在身上,就是因為我有這個手藝,再加上我回台灣以後,流浪的時間跟遊民接觸,所以才有後來的人權辦桌。」

陳欽生回憶剛出獄的那段日子,「最嚴重的是我回來後的那段時間,因為我是馬來西亞人,我應該要回到馬來西亞,我也要求政府把我驅逐回馬來西亞,可是中華民國政府不讓我出去,他們說我身上事情太多,如果讓我回去,會造成馬來西亞跟台灣很大的困擾。」

他說,若沒記錯,當年弟弟也準備要來把他接回去,可是他沒辦法回去,從那時開始,他就變成了無國籍、無身份的流浪漢,「我在1986年拿到身份證以前這段時間,居無定所,常常在龍山寺那一帶流浪,就因為這樣,我認識了一堆遊民,非常照顧我。」

「當時我大約36歲,我們不是乞丐,所以我們從來不跟別人乞求,不伸手跟人要錢,有工就去做,沒有飯吃,我就到飯店後面餿水桶找東西吃,從來不求人。有些人知道火車站那裡睡覺比較不會被趕,就會告訴我,所以我很感謝他們,就因為這些故事,才有人權辦桌。」


2017年第二屆人權辦桌。圖/郭文宏

流浪街頭 卻只擔心母親知情

陳欽生表示,他的家人、尤其是母親已經知道他被放回台灣,母親想來看他,被他用各種不同方式拒絕,這是他出來後受到精神壓力最大的地方,「我很想我母親,可是我回不去。」

他說,兄弟姐妹都知道他在台灣很困難,可是母親不知道,有一次,他弟弟寫了一封信給他,說已經沒辦法阻止媽媽到台灣,請他要有心理準備,他收到這封信,真的很沉重、很難過,「媽媽看到我這樣一定會傷心,看到我怎麼連住的地方都沒有。」

陳欽生後來想到一位在綠島跟他很好的難友,拜託他讓自己借住幾天,假裝是向他租房子,他會擺一些自己的東西,好像真的是住在這個地方,白天他會出門,假裝去上班。

後面幾天,陳欽生騙母親,說跟公司請假要帶她出去玩,母親也相信,他帶她到烏來、到很多地方玩,直到最後送她回去,心裡才放下大石頭,「每天看她玩的越開心、我就越難過,這個故事我不太想講,因為我欺騙了自己的母親。」

這件事結束沒多久,陳欽生就拿到了身份證,他說,他在1986年5月左右拿到身份證,他的生活從那時候才正式開始,1988年終於帶著妻子回到馬來西亞,2009年開始在景美當志工,今天他願意來當志工是因為「我跑遍了全世界幾十個國家,發現台灣還是最值得我留戀、付出的地方。」

他感傷的說,雖然國民黨剝奪了他12年的青春,可是他從台灣親朋好友的身上,看到了台灣人是那麼的善良,也發現了年輕人對過去那段歷史是多麼的陌生,他為他們感到難過。他說,到今年自己當志工已經10年了,發現年輕朋友一個一個比他想像的更能認同這塊土地,也一個一個比當初的他更有膽識的為自己的前途、自由、未來奮鬥,「這就是我們這群年長者最大的安慰。」

「我跟其他前輩已經立定了志向,我們會做到最後一分一秒,全力付出為這塊土地。」,陳欽生堅定的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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