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標題【民報】為什麼我每年要出一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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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我每年要出一本書

2018-03-14 09:30
將近20年,我每年在過舊曆年前後,也就是寒假的時候,會忙著出版一本自己的著作。一些朋友會客氣地以著作等身勉勵,我則循例回答這是量產,意思是濫竽充數。當然,就實務而言,這幾乎已經是成為習慣性的責任,因為必須為大家一起創立的「台灣國際研究學會」募款。(施正鋒,民報資料圖)
將近20年,我每年在過舊曆年前後,也就是寒假的時候,會忙著出版一本自己的著作。一些朋友會客氣地以著作等身勉勵,我則循例回答這是量產,意思是濫竽充數。當然,就實務而言,這幾乎已經是成為習慣性的責任,因為必須為大家一起創立的「台灣國際研究學會」募款。(施正鋒,民報資料圖)

將近20年,我每年在過舊曆年前後,也就是寒假的時候,會忙著出版一本自己的著作。一些朋友會客氣地以著作等身勉勵,我則循例回答這是量產,意思是濫竽充數。當然,就實務而言,這幾乎已經是成為習慣性的責任,因為必須為大家一起創立的「台灣國際研究學會」募款,跟親戚、好友、以及同學開口,雙手空空的,總是覺得相當靦腆,寄一本書過去,算是遲來的聖誕卡、或是賀年卡。話又說回來,背後有其難以啟口的經驗。

好多年前,還在淡江大學教書的時候,有一回在某立委位於青島東路的研究室,籌備一場學術研討會,客人進進出出,難免要寒暄一番。沒有想到一位不算熟的人很直白地問我:「施教授,你當副教授那麼久了,為什麼到現在還沒有升到正教授?是不是學術研究不認真?」當下聽到這樣的質問相當羞愧!學術界的升等跟聘任、研究計畫、及榮譽獎項一樣,除了本身的努力、及專業的肯定,還有許多不是本身能決定的因素,不要說外人不知道、連本身也很可能永遠不清楚。

自認為還是相當認真的米蟲,在教學、研究、以及服務的三大要求下,上課戰戰兢兢、社會服務全力以赴,從事研究則有點是看天田,如果人家不認識你,學術研討會,不會找你來共襄盛舉。我不是國內政治學科班出身,還好,每年有國際關係的年會可以投稿、加上兩年一次的國際和平研究年會,不過,畢竟是英文寫的論文,沒有國內的市場。還好,另一個途徑是主動幫人家規劃研討會,自己也可以順便寫論文,一兼兩顧、摸蛤仔兼洗褲,有點像是策展人也下海。

話又說回來,也不是說你有一些學術上的業績,就可以升等,人家擺明,必須認為有資格了,就會告訴你。當時年輕氣盛、偏偏就是不信邪,申請案當然被打回票,更慘的是,要吊死你,還要自己編繩子,相當悲慘。

我當然只好更加努力,即使私立學校的老師未必拿得到國科會(現在的科技部前身)的計畫,但每年可以透過書來獲得甲等獎,一方面自我鞭策,另一方面是想要表達,儘管是學術界跑單幫的,落單戶也有翻身的一天,也就是所謂「Every dog has its day」。

話又說回來,當年之所以能升等,也是經過人家提點是時候了。由於意興闌珊,就交給助理去處理,連申請表的簽名,都是用蓋章的。日後到東華大學擔任院長,除了行政會議,我只願意參加教評會升等審查,至少可以在校級幫同仁捍衛,畢竟外部的專業審查被干擾,應該降到最低的程度。在三年主管任內,升一名正教授、八名副教授﹑一名助理教授,有盡到責任。

當然,做人還是要謙卑一點,所以自詡有好幾個學術論文的收納桶,包括內政、外交、以及族群,近十多年則加上原住民族,哪一個湊足8-10篇就可以裝箱(出版)、收納桶等著再放新裝。感謝牽手的體諒,每年可以動用年終獎金,去出版好像不會暢銷的書。回頭來時路,學術界就是社會的縮影,各種無形的力量相互糾結,特別是威權時代留下來的結構性遺緒。

由於我的安全記錄不好,能偷溜回國是祖上有德,更不用說能混進大學。也因此,所有的處罰都落在內人身上。還記得有回她的主管問道,「聽說你先生是什麼教授會的」?她很勇敢地回了一句:請問,翁婿(丈夫)參加台灣教授學會,究竟佔了升等多少百分比?儘管如此,這些都是陳年往事,只要年輕學者,不會再有同樣的事,就過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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