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文】懷念楊東傑醫師--台灣建國先鋒
2022/08/12 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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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8/12 19:13
楊東傑醫師於今年六月逝世，享年 99 歲。
1955 年 9 月上旬的一天晚上，楊醫師來到我住在費城天普大學醫學院附近的宿舍，因我們從未謀面過所以他向我介紹他自己。他在台南一中比我早九年，是應另一位台南校友的要求而來的。
然後，我們乘坐地鐵前往西費城，與三位在賓夕法尼亞大學攻讀研究院的台灣學生會面。
楊醫生是費城北郊阿賓頓紀念醫院的一名放射科住院醫師。陳以德和林錫湖在台南一中比我早三年與兩年。林榮勳是台北人，比我大五歲。陳以德和林榮勳正在學習國際關係，而林錫湖攻讀有機化學博士學位。
楊醫師和林榮勳比我早兩年來到賓大，一年後陳以德加入了他們。林錫湖和我那年秋天剛到費城。
之後、我們五個人幾乎每個週末都聚在一起，在唐人街或附近的餐館吃飯，飯後經常到林鍚湖 的公寓裡聊天。談話內容主要是發洩對國民黨政府腐敗和鎮壓台灣人民的憤怒。經過幾個星期的激烈討論，有一天我說我們繼續批評國民黨是沒有什麼結果的。為什麼我們不做點事來改善這種情況？ “我們能做什麼？”林榮勳問，我脫口而出“我們可以鼓吹台灣獨立”。
之前，我在 1951年12月抵達明尼蘇達州聖保羅，就讀麥卡萊斯特學院。在那裡，我開始閱讀台灣的歷史和台灣的政治、經濟和軍事事務，包括弗雷德里格 “在中國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廖文奎 “台灣發言”(香港印刷出版社，1950 年）、喬治·科爾在 1947 年秋季刊《遠東調查》中關於 2 月 28 日事件的分析、杭立武的國民黨宣傳書《今日台灣》和美國政府刊物例如，美國對台灣經濟援助的報導。
楊醫師熟悉由廖文毅博士在東京發起的台獨運動。但台獨的概念對林榮勳、陳以德來說是陌生的。林榮勳問：「台灣怎麼可能獨立？我們不都是中國人嗎？」 「不，我們都是台灣人，我們不是中國人。」我回答說。然後我對他解釋，種族可以是國家認同的一個要素，但不是主要因素；一個民族的組成包含對祖國的熱愛、共同的政治經濟利益、共同的歷史記憶和對未來建設建全國家的渴望，我們效忠台灣，絕不效忠中國，因為中國是一個外國。
林榮勳又問：「可是《開羅宣言》不是把台灣交給了中華民國嗎？」我的回答是，宣言是一份新聞稿，沒有法律約束力，台灣的法律地位尚未確定；在舊金山和約中，日本放棄對台灣和澎湖列島的所有權，但沒有指定受益人，中華民國從未擁有台灣，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的主權主張沒有任何法律或歷史根據。
陳以德問道「台灣是一個小島，沒有多少資源。作為一個獨立的國家，它如何能生存？」我的回答，台灣人受過良好的教育、做人勤勞，台灣可以成為一個向世界出口製成品的繁榮國家，本也很小，受過教育的人口眾多，它正在蓬勃發展，台灣也可以一樣。
在這些討論中，我常遇到很大的阻力，因為林榮勳和陳以德比我年紀大，他們正在學習政治學，而我是一個不同領域的年輕醫學院學生，每當我們陷入僵局時，都是楊醫師來救援。他會說：「盧主義說的有道理。我同意他的看法。」楊醫師受到所有人的尊重，由於他据有虔誠基督徒的資歷和品格，楊醫師在保持我們團隊的和諧及凝聚力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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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我提議成立一個我稱為台灣人的自由台灣（Formosas’Free Formosa, 3F）的小組，出版「時事通訊」在大約200名在美台灣留學生中倡導台獨，並尋求美國政府和媒體的支持。
除夕夜，我寫信給紐約時報主編，描述台灣人的困境和他們對自由的嚮往，並警告說，如果美國繼續支持國民黨的專制政權，台灣將容易受到中共的攻擊和吞併；這封信於 1956 年 1 月 11 日發表，極大地鼓舞了我們的小組織，此組織後來被稱為費城五傑。
3F 於 1956 年 1 月 1 日發動，主要是為了慶祝楊醫師的生日；兩個月後，廖文毅領導的台灣臨時政府於 1956 年 2 月 28 日在東京發表了「獨立宣言」。
3F於1958年1月1日改組為台獨聯盟(UFI），UFI於1966年成為全國性組織UFAI，全球性的台灣獨立聯盟(WUFI）成立於1970年1月，一直存在至今。
此事鮮為人知，但是，在北美第一個台獨組織「台灣人的自由台灣」的發起時，楊東傑醫師是關鍵人物，如果沒有他的積極支持和幫助，我無法說服林榮勳和陳以德加入 3F 小組。
1956 年夏天，楊醫師決定自Portland, Oregon 撘貨物船回台，當時我找到西部美國森林局的工作，準備到Idaho 州深山裏和一百五十大學生暑假打工，所以我們自費城駕車至西部的Oregon 州；那時我不會開車，楊醫師一人辛苦地橫行美國大陸，在 Pittsburgh, Chicago, 和North Dakota 的小村莊各停了一夜之外，每天駕使十幾個鐘頭的車。進入Nebraska 州之後公路兩邊，車開數個小時不見人蹤或房屋，令我深深感覺到美國土地之廣大。我不時與楊醫師交談，要不然他會因疲勞過度而入眠。
離開費城的第五天傍晚我們抵達Oregon 州的小鎮Pendleton，在那裏道別，楊醫師當夜去 Portland 港口上船回台。隔天我搭公共汽車去Idaho 州的森林局報到。
自1956 年我們分手之後，雙方斷絕音訊達四十年。1996 年我與妻子回台。(我於1951年、當時 19 歲時離台後事隔45 年後第一次回台灣。) 楊醫師專車到機場迎接，之後，帶我們去建國黨李鎮源主席辦公室交談，然後我們就在楊醫師在天母住家同一條街他的空房子住了數天；以後我們每次回台都去拜訪楊醫師伉儷，楊夫人做人誠懇溫柔敦厚、我們每次相聚總是非常快樂、滿心欣喜。
2002年至2004 年我們回台拜訪前總統李登輝，與他討論台美關係，2003年 12 月以及 2004 年 5 月，我們邀請楊醫師陪同我們去拜訪李總統于淡水的辦公室，楊醫師在面會中給李總統報告有關當時建國黨的動態，李總統好客又建談、待人熱情、與他老人家交談實是一件快事；楊醫師與李總統同年生、同樣留學日本、他們很欣賞這些會談。
2006年7月，3F 及UFI的同志回到費城慶祝 3F 五十周年，楊醫師也自台北來參加；2016年劉重義在台北雙連教會主辦音樂會紀念美國台獨運動六十周年、會堂裏坐無虛席，許多參與太陽花活動的青年也來參加及協助，我與陳以德回台參加此盛會、楊醫師夫婦當然也出席。
楊醫師對建設自由台灣事業的奉獻從未減弱，晚年積極參與建國黨和以劉重義為首的台灣民族同盟的工作，楊醫師在90多歲時還時常參加街頭運動。
楊醫師從未從他的無私努力中尋求名聲或個人利益，他對台灣無畏的獨立倡導來自於他基督徒要幫助受壓迫的台灣人民的意顏；楊醫師的牙醫長子楊明昊也是一位為台灣的自由而孜孜不倦的戰士，他以組織為台灣遊「March for Taiwan (從費城的國家憲法中走到華盛頓特區的美國國會大廈) 」以紀念 1947 年三月台灣大屠殺而聞名。
海外台獨運動觸發了台灣內部的黨外反對運動，是台灣民主化的重要因素， 楊醫師過了有價值的人生，願他的榜樣鼓勵台灣年輕一代、努力維護台灣的自由並鞏固其民主制度。
楊醫師的故事煙沒無聞，但他的為人值得尊重和懷念；1955年秋天遇到楊醫師改變了我的人生軌道，一年後我放棄醫學(這是我第二次放棄學醫，第一次是我在台大念了一個月醫學院後即來美。) 改讀政治經濟，自此我大半人生致力於台獨運動。
我與楊醫師一樣、認為虔誠的基督徒不可以只在教堂裏祈禱而不顧社會上的不公不義。我們必須抵抗邪惡的政治、爭取自由、人權、為人類造福、如此才能心滿意足地活得快樂，Tom(楊醫師)是我心靈上的兄長，他是自由台灣之先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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