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文】 五億高中生案的再議之路
2023/07/07 12:08
五億高中生案一案，中檢針對夏姓配偶涉及故意殺人罪為不起訴處分，家屬委請律師，以死因動機不明及啤酒罐內驗出不明來源的麻醉藥物等為由，提起再議。
而刑事訴訟法，針對不起訴處分的救濟也剛好修正生效，其中對於原先再議不成而向法院聲請交付審判，改成向法院聲請裁定允許自訴，但對於裁准自訴前，仍必須先行再議，僅將再議7日期間改為10日，這不免讓人思考，現行再議功能有限，如此的前置制度，是否仍有存在必要。
死因仍然未明
於五億高中生案，中檢指出，經兩千多種毒物測試與檢驗，證實無生前遭施打或下毒之事證，也無可與被告相連結的任何跡證，致無法證明有故意殺人之情事，但死者是自殺或意外跌落，卻未給答案，五億高中生之死因仍屬不明。
因即便未能查有故意殺人的證據，但有否刑法第275條第2項，即法定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教唆自殺，亦有查明之必要；雖在無任何目擊者，又無攝影機，甚至被告擁有緘默權及拒絕測謊，要找到教唆自殺的證據，實有極高之難度，但至少應有個交代。
其次，就算被告與死者結婚，是否屬真心誠意，家屬已提婚姻無效的確認之訴，中檢也以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起訴，但在法院就此事項未為裁判前，此結婚效力仍屬存在，則婚姻雙方，就互負有保護他方生命、身體免於危險之義務；故若死者是屬意外墜樓，也應究明被告是否有過失不作為致人於死之罪責，惜就此部分，於不起訴處分中也未見說明。
再議阻礙救濟
在疑點重重、死因也未確定下，告訴人（家屬）向上級檢察長聲請再議，自屬理所當然，台中高分檢檢察長若認再議有理由，雖可命檢察官起訴，但因聲請再議，往往是以偵查不完備為由，就必發回地檢署續行偵查，即便由他檢察官重行偵查，能否改變不起訴的結果，實也有疑，案件可能在不起訴與再議間徘徊。
又因僅有於再議駁回而使不起訴處分確定，告訴人才可向法院聲請裁准自訴，如此循環，必然阻礙告訴人的訴訟權，江國慶究責案即為著名之例，北檢對陳肇敏等人，歷經四年半的時間，為三次不起訴處分，並經高檢署駁回再議後，才使之確定，現今的五億高中生案，告訴人恐也會陷入這樣的輪迴。
為避免如此的困境，實有必要沿襲日本，由平民組成的檢察審查會，以為不為起訴處分的救濟，一旦引入此制，再議制度仍可維持，只是告訴人可以再議，亦可向檢審會為申訴，致完全擁有救濟的選擇權。
由交付審判變成裁准自訴之問題
至於再議遭駁回後，原先告訴人可向法院聲請交付審判的救濟途徑，已修法改成裁准自訴，除將裁准自訴與本案審理的法官分離外，若裁准，則由告訴人委請律師來擔任檢察官的角色，以避免道德風險，但在律師無如檢察官的強制處分權下，如何為法庭論告，肯定會有問題，因如此訴訟的審判依據，還是來自於原檢察官所移送給法院的卷證，例如有關死因的鑑定報告，自訴律師若要自行委請鑑定人，還是得經法院同意，而公鑑定的審查意見能否加以推翻，也是一大疑問。
國民法官法也應及於自訴
今年開始生效的國民法官法，前三年適用案件的範圍，以故意犯罪因而發生死亡結果者為限，如故意殺人罪、故意傷害致死罪、故意酒駕致人於死罪等；以五億高中生案為例，因涉及故意殺人罪，若裁准自訴，理應適用於國民法官法，只是依據此法第5條第1項，其僅適用於檢察官所提起的公訴，如五億高中生案所涉故意殺人罪，就算裁准自訴，也無法有國民法官參與審判，也因此，立法者勢必也應修法納入此等情況，以維持公平與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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