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自隆專欄】台南建城400年(17)那些年在台南,有人用電影票換選票
台南市議會議長選舉疑似賄選案,議長雖被起訴,但一審法官卻判一票人等無罪,理由是「換票」而不是「買票」,歷史果然會重演,在60餘年前的台南,就有人選舉時,以電影票換選票。
戰後,日本人淨身遣返,留在台灣的財產,古玩、衣服、用品等動產擺地攤,向台灣人換可吃的糧米食物,房屋這樣的不動產,能賣就賤賣,不能賣的送給台灣人夥計,來不及處理的,被國民黨派來的接收委員(有人稱為「劫收委員」),先圈地給自己,剩下再列冊歸公;當時台南有位幸運兒,日本老闆把安南區的大遍魚塭,和市區近運河盲段的兩家電影院送給他,頓時從小夥計,搖身一變成員外。
當時歷經228事件後,社會一片肅殺,國民黨為收攬人心就開辦選舉,經由入黨、提名、配票或作票、買票而當選後,將一些有錢商人或仕紳納入黨國體制,以鞏固國民黨政權;台南真正的有錢人是很低調的,而且刻意和國民黨保持距離,但一些暴發戶的商人卻想經由選舉而攀附當權者,經由參選、買票、當選,取得議員名號後就海闊天空,先「以錢換權」,然後再「以權固錢」,或是「以權賺錢」。
的確很多台灣人一有錢就「嬈尻川」(屁股癢),沈不住氣,想選舉當議員,這位新科員外就是其中的一位,剛開始他落選,但找不出原因(套用當代話語,會說是「自己努力不夠」);有一天他去巡視魚塭,看到夥計餵魚,魚飼料一撒,虱目魚蜂擁而至,他和牛頓在樹下被掉下來的蘋果打到一樣,頓悟!選民如同虱目魚,好處一撒,選票就會蓋給你。
於是,「頓悟」的他開始就送自家電影院的招待劵,不劃日期與場次,只要不客滿,隨時可看;電影是沒有庫存的商品,這一場有座位沒賣掉,也不能累積到下一場來賣,所以送自家電影院的招待劵無傷,不會賠錢,而且早年沒有電視,也無KTV,晚上唯一的娛樂就是到廟口看歌仔戲或布袋戲,看電影是要花錢的,屬高價的娛樂,也是高尚的社交活動,所以送電影票很受歡迎,果然這位員外當選了議員。
但幾次下來,電視開播了,電影票不稀奇,於是電影票之外再加送味素,所謂味素就是烹飪調味用的味精,在早年是高級品,味素不是自己做的,要花錢買;後來選民胃口養大,也不要味素了,就改送現金,每次選舉就白花花的銀子往外送,選了幾次,魚塭賣了,電影院也賣了,沒有錢,國民黨再也不提名了,畢竟早年國民黨縣市黨部主委的提名準則,就是「提前(錢)來見」,員外花自己的錢,幫別人「鞏固政權」,到頭來果然是一場空。
台灣選舉不是國民黨帶來的,也不是日本政府或天皇「恩賜」的,而是林獻堂等先賢出錢出力爭取來的,沒錯,民主不會天上自己掉下來,要靠自己的拚搏。
日治時代,大正10年(1921年)台灣士紳林獻堂等展開「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要求擁有立法權、預算審查權的議會,賦予自治權利。歷經14年、15次赴東京請願,日本政府屢以違反「內地延長主義」精神而拒絕;昭和10年(1935年)4月1日總督府終於公佈「台灣自治律」,將議員的半數名額開放民選,台灣當時行政區域劃分為5州、7市、34街、323庄,根據公民數再計算議員名額。自治律主要內容為(一)州設州會,市設市會,街庄為協議會,州市會為決議機關,街庄會為諮詢機關;州、市、街、庄住民具選舉權與被選舉權;(二)市會議員、街庄協議員半數官派、半數民選,州會議員半數由市會及街庄協議會員間接選舉產生;(三)州知事、市尹及街庄長仍為官派。
台灣人雖有選舉權,但仍訂有資格限制,「獨立生計,年滿25歲以上,設籍滿6個月,並年納五圓以上稅額之男子始擁有投票權」,此外登記選民還需經警察派出所証明為「良民」,除上述的法律必要條件外,還有一項充分條件,就是選民還得識字,因為選票不是圈選的,而是要選民用日文片假名寫出候選人的姓名,因此候選人得忙著教選民寫自己的名字。在此限制下,日本人雖然人少,但登記為合格選民的,卻遠超過台灣人。
台灣第一次選舉《第一屆市議會員、街庄協議會員選舉》在該年11月22日舉行,投票率高達96.7﹪,是往後選舉不可能超越的數字;此次選舉可使用之運動方式(即選舉活動)包括家庭訪問、政見發表會、印發傳單及標語等,日治時代的選舉,台籍候選人都是知識份子,以服務桑梓或向日本帝國「嗆聲」而參選,要「權」或許有,但要「錢」的應該沒有,所以當時選舉並無請客邀宴,更遑論買票賄選。
日治時代的選舉一共舉辦兩次,1939年11月21日辦理第二屆市議員及街庄協議員選舉。日本殖民政權的選舉是「半」自治式的-一半民選一半官派,這和國民黨兩蔣時代外來政權的選舉倒是有些類似,兩蔣威權統治期間的選舉只有地方層級的選舉,而沒有中央民代與省長、總統的選舉,換言之,不管怎麼選,都不會撼動日本人或國民黨的統治基礎。
1949年國民黨倉皇辭廟,敗戰來台,但1950年即開辦縣市議員與縣市長選舉,1951年選舉省議員,蔣介石的國民黨是威權統治,並非民主政黨,但為什麼會如此積極推動選舉?有幾個原因,主要是228事件後,台灣人疏離,因此必須以選舉收編台灣菁英,將士紳納入黨國體系運作,同時在選舉提名與運作中,刻意培養派系,鼓勵賄選,以台治台;當然,以選舉來爭取美國支持也是重要考量因素,畢竟當時風雨飄搖,必須靠美國震懾局面,而美國爸爸常以是否民主來決定支持對象。
戰後台南選舉,有一些人與事令人印象深刻–
首先必須提到蘇南成,蘇南成是台南選舉傳奇人物,生於日治時代1936年,成大會統計畢業,擔任中學教師,1964年以無黨籍選市議員,落選,1968年加入國民黨經提名,當選;1972年選市長,爭取黨內提名未果,脫黨參選,落選;1973年再選議員,當選;1977年與黨外省議員蔡介雄聯手,兩人分別參選市長與省議員,在政見發表會,兩人演雙簧,蔡介雄扮「壞人」,罵國民黨以爭取「反感票」;蘇南成則當「好人」,提到行政院長蔣經國,必冠「賢明」二字,提到蔣介石,則肅立敬稱「偉大」,口口聲聲「主義領袖」與「愛鄉愛國」,贏得許多公教票與軍眷票;事後,兩人雙雙當選。
1981年市長連任成功,但市長只能連任一次,為求後路,1982年重返國民黨,宣稱「今後在國民黨領導下,決定全心全力為黨國、為地方效力」,蘇南成的選民基礎在小攤販,當時赤崁樓前至博愛路,入夜後就成民族路夜市,都是賣吃的,蘇南成第二任在東區的水溝上蓋了所謂的「觀光城」,然後將民族路夜市通通趕到水溝上,「觀光城」現在成了台南的盲腸,生意不好,破舊,住戶趕也趕不走。
離開台南,重新入黨的蘇南成果然成了官派高雄市長,也當國民黨不分區國大代表,與國大議長;早期和現在一樣,果然拿對「黨證」就一路通行無阻。
蘇南成還有一樣創舉,他為選舉出了一本自傳《絲瓜棚下》,說自己家貧,父親是賣豆花的,自己小時候就在庭院的絲瓜棚下苦讀考上大學,這是台灣選舉書的鼻祖,而且成了典範,台灣人莫名偏愛窮人參選,1994年陳水扁選台北市長的《木瓜乾與大冰箱》,就是講自己家窮,以為烏魚子就是木瓜乾,也把吳淑珍的塑膠衣櫥當作大冰箱。
另一個例子是1991年二屆國代選舉,有一席婦女保障名額,只要贏對手1票就贏了,國民黨提名前任市長夫人,民進黨提名唐碧娥,雙姝對決,唐碧娥採「對比定位」策略,將自己定位為「平民」,將對手定位為「貴族」,整個選戰主軸就成了「平民戰貴族」,對手是市長夫人,文宣中猛打「市長八大罪狀」,醜化市長任內的「劣績」,並將對手描述為「不愁吃穿,有家族做靠山的少奶奶,終日美酒咖啡,周旋在名流之中的交際花」,而自己卻是「出身貧寒、賣虱目魚粥、靠打工赴日留學的平民女性」。
國民黨由於處於優勢,認為「上駟」不需陪「下駟」玩耍,所以採「不理會」對策,唐碧娥越打聲勢越高,加上國民黨認為穩贏的,配票錯誤,將票配給其他男性候選人,導致「貴族」市長夫人以千餘票之差落選,但當選落選有差嗎,市長夫人輸了,仍然回去教書,過貴婦生活,贏的唐碧娥,從此落入選舉萬丈深淵,一路選了30幾年。
還有一個例子是國民黨籍「五百元市長」,市井風傳他以每票500元買票當選,就職典禮時有市民撒500元假鈔諷刺他,任內放任安平第一街住戶拆屋拓寬,開挖海安路地下街,說要做商場,結果變成養蚊子;此人卸任後,果然市長寶座拱手讓給民進黨,從1997年迄今,已經近30年,都是民進黨執政,民進黨應該頒個獎牌他,稱讚他「功在黨國」。
選舉與政治都是歷史的一部分,台南政治人物多如過江之鯽,選民又記得幾位?謹記,沒錢,不要玩選舉;有錢,也不必花錢幫別人鞏固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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