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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文】孔子是被神格化的「至聖先師」,台灣應另訂教師節

 2017-10-03 21:00
祭孔大典上表演的佾生。(網路資料翻攝)
祭孔大典上表演的佾生。(網路資料翻攝)

作為儒家開宗祖師的孔子,是台灣的神祇之一,他的廟散佈在台灣的大城市裡,他與弟子的對話錄「論語」曾經是高中文化教材,他的生日是台灣的教師節,他也是台灣人頂禮膜拜的「至聖先師」。

生於公元前551年的孔丘,是中國人奉若神明的「至聖」,而生於公元前372年的孟軻則被中國人稱之為「亞聖」,何以孟軻之後,聖人在中國絕種?中國人從未發問,也無人提出解釋,中國幾千年來始終未誕生「季聖」,證明了儒家的「聖人」教育是一大失敗!

北宋詩人唐庚,曾把孔丘比喻為點亮中國文化的「愛迪生」,他說「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孔丘有腐儒歌頌的那麼偉大嗎?事實上,如果沒有佛教,中國的思想界將是一灘死水,一片黑暗。不僅如此,儒家企圖建構的「道德烏托邦」,修身治國平天下,根本不可行,歷代帝王始終是「外聖內法」,以法家權謀之術治國,以儒家馴化百姓,建立牢不可破的專制體系,中國之所以至今仍是專制社會,儒家思想遺毒是一大因素。

孔丘不是教育家,是道德宣傳家

孔丘「述而不作」,不是有創見的思想家,比不上古希臘三哲,他是個現世論者、復古主義者、種族與性別的歧視者、泛道德主義者,稱不上偉大的教育家,只能說他是個被過度神格化的道德宣傳家。

美國傳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在《中國人的性格,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不客氣的指出,中國人認為儒學是偉大的學術成就,西方讀者卻覺得十分枯燥乏味,幼稚可笑。這也難怪德國哲學家黑格爾讀完「論語」譯本後,感覺跟「印地安長老的訓話」差不多,「論語」與其譯出來,不如不要譯。言下之意,對歐洲人而言,這種淺薄的經典,並無多大的研讀價值。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則指出,孔教缺乏與時俱進的內在動力,無法創造新價值,欠缺深度。

明恩溥在中國傳教多年,對中國人觀察入微。他說,中國人很迷信,神特別多,一年到頭,初一、十五,都在拜,花費在焚香、燒金紙的錢,難以估計,把各式各樣的偶像混在一起拜,但沒有真正的信仰。儒釋道「三教合一」,那麼在天界到底如來佛、玉皇大帝、孔子,誰的地位最高?

孔丘並無宗教信仰,「不知生,焉知死?」避諱談死,偉大的蘇格拉底,既不避諱談死,也不畏死,被雅典法庭判處死刑,選擇不逃亡,吞下毒藥,坦然走向死亡。在《生命的悲劇意識》一書,西班牙思想家烏納穆諾(M. Unamuno)說,人知道有一天會死亡,藉由信仰上帝,通向永恆。而孔丘呢?死生有命,既無前生,也無來世,無須探討。

明恩溥說,孔子把「禮儀」和「道德倫理」混為一談,他雖不相信神鬼,但崇拜祖先,提倡孝道,極重視祭祀禮儀,「敬鬼神而遠之」,「祭神如神在」,神存在與否?他並不在乎,只重表面形式,無形中助長中國人虛偽、不誠實的性格。人們以貢品祭神,跟一個人是否有道德,有何關連?他的弟子子貢不想依禮俗,殺一隻活羊,去祭祀祖廟,讓他相當不高興,「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在孔丘眼裡,祭祀之禮,比一隻羊的生命重要,深受孔教洗禮的華人社會,殺牲畜拜神明,辦喪事像辦喜事,這種不文明的習俗,在其他非「中華文化」的社會相當罕見。

明恩溥認為,儒家是典型的唯物主義者,人除了肉體以外,沒有靈魂,那麼人怎麼提昇自己的精神境界?受苦受難的人能從儒家經典尋得精神慰藉嗎?在他看來,孔丘對人性的了解過於膚淺,對人的罪惡缺乏深刻的體會,對芸芸眾生的苦難漠不關心,完全沒有基督教「救贖」的觀念。他向孔夫子請教了24個問題,諸如下列疑問:

一.每個人都可成為聖人,為何每個人都沒成為聖人?

二.儒教對罪惡除了譴責以外,有什麼辦法叫壞蛋改過向善?

三.現世現報,為何好人無好報?

四.人犯了道德過錯,怎麼贖罪?

五.什麼叫作死亡?

孔丘周遊列國,推銷德治,到處碰壁,他沒創辦過學校,招了一批子弟,雖然他講了一些有關教育的格言,如「有教無類」、「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敏而好學,不恥下問」,也僅是教學相長而已,而且他也不是有教無類,因為他認為女人「難養」,沒有受教育的權利。孔丘所謂的「學」,不外乎道德、禮儀,並不是知識與技藝,他對自然界,沒有任何見解,對技藝則相當輕視。他的學生樊遲問他有關莊稼以及種菜的問題,他回答不如老農、老圃也罷,竟斥責樊遲是「小人」,然後說,在上位的人只要好禮、好義、好信,就能獲得民心,哪裡需要莊稼呢?孔丘在乎的是統治階級有無道德,而下階層百姓有無技藝不重要。換句話說,道德是教育的全部,餘皆不足道矣。

儒學、教育與科舉制度

漢武帝罷斥百家,獨尊儒術以後,儒家在中國享有文化的「獨佔權」,公元六世紀隋朝建立科舉制度以後,四書五經成了帝王用來遴選奴才的考試用書,使得儒學、教育與科舉,三位一體。中國學者楊齊福在其著作《科舉制度與近代文化》指出,儒家成了科舉制度的附庸,淪為帝王箝制思想、規範民眾、行使統治的工具,封建王朝的教育旨在「敦人倫、崇禮儀、重三綱、尊五常」,而教育的內容則侷限在詮釋並神化儒家經典,完全不具現代教育的意義。

捷克教育家 夸美纽斯 (J.A.Comenius,1592—1670)說,「教育旨在發展健全的個人」。然而,中國封建王朝的教育,旨在培養「做官」的讀書人,十年寒窗苦讀,爭的不外乎功名利祿,光宗耀祖。因而科舉、做官、發財成了讀書人的人生「三部曲」,養成了「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價值觀,與西方近代教育旨在培養社會有用的人才,大異其趣。

清帝國洋務運動興起後,有識之士認為,八股取士製造了一堆書生廢物,非廢除不可,梁啟超呼籲停止八股試帖,廣開學校,培養人才,1905年慈禧太后下令廢除千年來的科舉制度,並仿效日本的學制,起步比台灣晚了十年。

嚴格說來,直到19世紀海禁大開,西方傳教士進入中國以後,中國人才知道「什麼是教育?」,「教育,Education」一詞是自日本引進的,1906年清廷核准的中小學教科書,其中大部份是由留日學生從日本教科書編譯過來的。師法日本,加上教會與民間創辦的西式學堂蓬勃發展,舊式的私塾、書院逐漸被淘汰,走入歷史。台灣的現代化教育,教會也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1882年馬偕在淡水創立「牛津學堂」,長老教會1885年在台南創立中學校(今日的長榮中學),對台灣人的啟蒙教育功不可沒。

儒學是晚清現代化的阻力

中國學者蕭功秦對儒家教育如何阻礙中國現代化,有相當深入的探討,蕭功秦在其所著《儒家文化的困境》明言,中國讀書人受了二千多年儒學洗腦,食古不化,充斥著「華夷之辨」的愚蠢思維,視西方科技為「奇技淫巧」,以為西方除了「船堅利砲」外,餘皆不值得學,甚至到了19世紀末,仍有腐儒認為,科技不足以救中國,唯有聖人之道,才能真正救中國。士大夫執迷不悟,死抱孔教,成了學習、吸收西方文明最嚴重的心理障礙,而日本人則全面學習西方文明,進行明治維新,快速超越中國,在甲午戰爭中,打敗了中國,驚醒了知識份子,流亡日本的梁啟超批評孔子「崇古保守之念太重」阻礙中國文化進步,沒有必要再獨尊儒家。

1912年民國成立不久,教育部即通令廢止讀經,稱「孔子非宗教家」。隔年梁啟超的老師康有為要求袁世凱「定孔教為國教」,袁大總統9月28日在國子監舉行祭孔典禮,魯迅記述當時的情景「至者三四十人,或跪或立,或旁立而笑,真一笑話。」1915年袁世凱通令全國恢復祭孔典禮,學校須「尊孔讀經」。國民黨來台後,搞同樣的封建把戲。由此可見,孔教一直是統治者愚民的工具,並不是教育!

五四時期,「賽因斯」與「德謨克拉西」兩位先生,取代孔老先生的地位,儒家成了中國知識份子批判的對象,吳虞以「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不容並存」,率先向孔教宣戰,胡適稱他是「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繼而陳獨秀疾呼推倒孔教「三剛五常」的「奴隸道德」體系,魯迅以「吃人的禮教」稱呼孔教,周作人指儒家經典充斥著不合乎人性的「荒謬思想」。五四把中國人,尤其是被父權社會壓抑千年的女性,從舊禮教牢籠中解放出來,實值得喝彩。時隔一百年,中共到世界各地撒錢開「孔子學店」,有幾個西方人有興趣讀「論語」?無非是掛羊頭賣狗肉,暗中進行思想滲透,難怪遭到各國學術機構抵制。

台灣教育的現代化

日本在1895年統治台灣後,將教育列為第一要務,派教育家伊澤修二來台,擔任總督府第一任的學務部長,1897年在台灣設立14所國語傳習所,翌年改名為「公學校」(即現在的小學),專供台灣學童就讀。1899年設立完全以招收台灣人子弟的「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培養了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1919年,為了培養台籍師資,設立了「台北師範學校」及 「台南師範學校」;1922年總督田健次郎修訂《台灣教育令》,中等學校以上實施「台日共學制」, 初級教育仍維持台日隔離教育;1928年總督府設立台灣第一所大學:台北帝國大學,台大有那麼大的規模,難道從椰林大道走出校門的台大人,不該感恩?

1941年,總督府廢除「公學校」、「小學校」 的差別待遇,一律改稱「國民學校」;1943年,總督府正式實施六年國民義務教育,全台共有 1099所國民學校,小學生932,525人,國民教育普及率達71%,僅次於日本內地(Mainland Japan),接近歐美國家的水平。

台灣現代化的教育系統,從小學到大學,工專、商專、師專,完全是由日本人建立的,為台灣培養不少專業人才。國民黨接收日本人留下來的教育建設,卻將整個教育體系黨國化,讓黨棍、軍人、特務進入校園,對台灣人進行洗腦、愚民,比日本人在台灣施行「皇民化」教育還齷齪,國民黨甚至利用老師在選舉時充當鐵票部隊,還將紅包文化引進校園,國民黨有何資格去抹煞日本人對台灣現代化教育的貢獻?

有關台灣在日治時期的教育,林茂生在英文論文《日本統治下台灣的學校教育,Public Education in Formosa under the Japanese Administration》有詳細的論述,雖然他對日本在台灣實行「同質化」教育,以及給與差別待遇,頗有微詞,但比起其他西方帝國主義國家,日本在台灣建立完整的教育體系,所面對的困難和貢獻,仍然值得肯定。

1947年3月11日,時任台大文學院代理院長的林茂生遭到國民黨特務祕密處決,林茂生是台灣第一位哲學博士,1929年取得哥倫比亞大學學位,他不只致力教育,也創辦「民報」為民眾發聲,這樣一位為台灣教育與文化奉獻一生的教育家,難道不值得我們去緬懷他的功績與人格風範?然而,政治人物卻在教師節去孔廟祭拜,觀看八佾舞,教師節不是宗教節日,去祭拜一尊神,實在荒唐可笑!

九二八是蔣政權帶來的節日,為何我們要去紀念一個對台灣教育事業毫無貢獻,一個1530年被明朝嘉靖皇帝立神主牌位,封為「至聖先師」的道德家?為何台灣官員的腦袋還停留在封建時代?難道我們不能另訂教師節?在我看來,如果以林茂生的生日,10月30日,作為台灣新的教師節,都比9月28日更有意義。尊孔讀經對台灣的教育毫無幫助,讓孔廟歸孔廟,學校歸學校,讓儒家與教育分道揚鑣吧!孔誕與教師節分屬不同日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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