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標題【民報】【專欄】歐美文化正因爲是多元的,所以他們仍在領導全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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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歐美文化正因爲是多元的,所以他們仍在領導全球(上)

—無法擺脫一元主義的中國會毀在習近平的手上

2021-07-16 12:40
作者指出,美國聯合日本、歐盟與印度、澳洲包圍中國時,習近平所展現出來的態勢,居然跟慈禧太后在義和團事件時的態勢非常一樣。圖/擷自維基百科,DW影片,民報合成
作者指出,美國聯合日本、歐盟與印度、澳洲包圍中國時,習近平所展現出來的態勢,居然跟慈禧太后在義和團事件時的態勢非常一樣。圖/擷自維基百科,DW影片,民報合成

一、中國文明的現代危機?

習近平上台之後,中國政權開始走回頭路,鄧小平的開放政策顯然已經被大幅修正。作者認為:1978年以後的開放政策,顯然對於共產黨政權的維持,形成了威脅。修正開放政策與美中的新冷戰,必然會使中國經濟的發展衰退,但是習近平的外交政策,卻仍然持續所謂的戰狼外交,而這種戰狼外交不外是朝貢外交的現代版。當美國聯合日本、歐盟與印度、澳洲包圍中國時,習近平所展現出來的態勢居然跟慈禧太后在義和團事件時的態勢非常一樣。從長期發展來看,中國的發展一定會碰到許多問題,可是問題就出現在:中國人似乎找不到突破目前作法的途徑,因為中國共產黨建立了一個能夠統合中國人的強力政權,但是它並沒有辦法產生近代化的重要指標——自由的個人,於科技產業現代化當中,是扮演著最重要的角色。相反的,共產黨想使中國人民成為聽話的個人。在這種體制之下,中國早晚會發生問題,但是它卻也會帶給世界許多負面的影響。舉例來說,這次台灣疫情的爆發,不同意見的彼此攻擊撕裂了台灣人,但其實這是中國共產黨有計畫的網軍攻擊,台灣這些年來的政治發展所告訴我們的是:台灣人的政治判斷已經相當成熟,這次的網路上對執政當局的侮蔑等的話語,如果台灣人將之完全當真,那我相信這是看錯台灣人的智慧。

二、中國文明的特徵

我從以前就對中國不斷加以注意,而且也買了許多書對中國加以研究。在我的觀察當中,中國北方有蒙古戈壁,西北有沙漠,西南有青康藏高原,在地理上中國是一個相對獨立而封閉的地區,因此與其他不同文明的交流在速度上相對就比較慢,而中國從周王朝起,就漸漸產生「中華」的思想。舉例來說,在春秋時代,周天子的勢力衰退,產生了春秋五霸——晉、齊、吳、越、楚,後來在戰國時代統一各國的秦國,於春秋時建立起秦國之基礎的秦穆公就被其他國家稱之為「西戎之霸者」,被認為是中華文明所不及之地區。這個中華文明因為孔子、秦始皇、漢武帝而被賦予基礎,並在漢王朝時確立以後,中國就以自己的文明為基礎與其他文明來往,即使中國被外族統治,但中國人的史觀始終認為外族一直都是被漢人「漢化」。僅管這種史觀已被許多史料挑戰,但並沒有辦法改變「以漢人為中心的中華史觀」,而這樣的史觀仍被台灣老一輩的中國人與中國共產黨強烈地加以繼承,「中華民族偉大的復興」不外就是這個現象的呈現。因此我們可以看得出來:中國文明四千年的發展所產生出來的一個特色就是:漢人是以自己為中心對外部文明作選擇性的吸收,而拒絕承認外部文明的主體性。簡單來說,中國文明是拒絕多元文化的文明。

三、西歐文明是以多元文化為基礎的文明

各位讀者或許不知道,西歐文明是在什麼時候產生的?它包含了那些文化要素呢?其實,西歐的文化包含了古希臘羅馬的文明、基督教文明以及日耳曼文明。而這個西歐是在西元800年時,日耳曼人的法蘭克王朝的查理曼大帝接受羅馬教皇的戴冠而正式開始的。換句話說,本來是蠻族的日耳曼人首先接受羅馬人的基督教,並在基督教的教化之下,發展出自己的文化,在文藝復興時期,日耳曼人就能夠用自己的語言去寫出自己的文學,並創造出近現代的科學與思想。由於台灣人受國民黨的統治很久,在國民黨淺盤子式的近代化之下,對歐美不甚理解。但是日耳曼人創造出了「西歐」,也產生了影響世界的國家——英國、德國、法國與美國,這是台灣人應該好好學習的。曾大力學習中國的日本,產生了鎖國的江戶政府,但卻無法超越中國,反而明治維新的日本人因為脫華入歐而開始挑戰中國的霸權。當然,骨子裡仍是一元主義的日本,因為接受多元文化的西歐文明而強盛,卻也因為無法擺脫中華文明的排他主義而使自己受到重創。


查理曼(Charles Ier le Grand、Charlemagne),或稱「查理大帝」,是歐洲中世紀早期法蘭克王國的國王(768年〜814年)。查理曼肖像,杜勒繪。圖/擷自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四、日耳曼人的查理曼大帝是如何接受異教——基督教的?

由於一般讀者對歐洲了解不深,所以作者在本篇專欄就特別詳細介紹查理曼大帝是如何接受基督教的。尤其基督教的教義有著與政治的連結性,這就使西洋人因為基督教的影響,而不斷去思考如何解決現實的政治問題。

(一) 政治權力的正當性—古代歐洲的權威是羅馬教皇

1、什麼是具有正當性的權威?

當統治者(不論是個人或是集團)要將一定的人類集團加以統合,並建立秩序的時候,他們會在種種的層面上使用與此相應的手段。其中最粗暴的形態就是統治者使用物理的強制力、武力,使被統治者保持沉默,以貫徹其統治的意思,並依此來建立社會的秩序。其實,如果用更正確的說法來說,我們應該說:在過去,由於人類集團尚未採取社會秩序的形態,所以統治者會使用這種方法。不過,這個方法會迫使統治者付出很大的力量與代價,因此這個方法可以說是笨拙而幼稚的統治方法。

與此相對而最精緻的方法是:如果在「包含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在內」的政治共同體當中,存在著所有人都會加以信奉的共同之價值意識,而特定的「權威」是在這個共同的價值意識之上成立,而人們並會服從於這個「權威」的話,那麼人類集團是可以透過這樣的方法,來建立起社會秩序的。對於這個「權威」,人們會沒有利害得失的考量,打從心底去歸依它、服從它,並去實施這個「權威」所發出的命令,而且人們會很高興這樣子做,並會感覺這樣子做是有價值的。

從這個「權威」所指示、所發出的命令,對於人們來說,是會教導人們所謂的理想與道德規範的,這個命令會從內心的層面去拘束「發布命令者」與「服從者」雙方,當人們在思考與行動時,這個命令就會成為善惡的判斷基準。由於人們會相信命令是正確的而將之加以接受,於是,就會產生如下的意識或信仰,亦即:「什麼是會具有正當性的呢?」的意識或信仰,而且也因為這個緣故,這會使正當性的意識或是正當性的信仰成立。

這個「權威」有時候會自己掌握物理的強制力而成為統治權力。當擁有強制力、武力的統治者與這個權威之間成立某種關係的時候,它就會成為「正當的」統治權威。一般我們講所謂「將政治權力加以正當化」,其實就是指上述所說的這件事。

2、歐洲中世紀的權威是基督教與羅馬教皇

如此一來,「被統治者對於正當的統治權力加以服從」一事,也可以說成是:人們會確信:服從是從內心所形成的內在義務、道德義務。如果我們把角度放在歐洲的中世紀時,那麼所有的人都信奉的價值意識就是「基督教」,而代表權威的就是羅馬教皇。

(二)從比賓到查理曼

1、正當化原理的轉換

西元800年的聖誕節,查理曼自羅馬教皇接受戴冠而將西羅馬帝國加以復興,這是歐洲史上之重大事件,有許多人是在這個事件上看到歐洲中世紀成立的契機,而認為這個事件是使歐洲中世紀成立的原因。這些看法雖然沒有錯,但是查理曼的父親比賓(Pippin der Aelter;Pepinl' Ancien,?〜640)在751年所發動的政變(趕走梅洛維王朝,建立自己的凱洛琳王朝)在政治思想史上,是特別值得我們在此加以敘述的事件。換句話說,在比賓發動政變時,西歐的統治權力要獲得正當性時所依據的原則,就從「日耳曼的神話》轉換成「羅馬教會」,特別是轉換成「羅馬教皇」。如果從別的觀點來看,我們可以說:法蘭克人的精神氣質(ethos)是轉變成為基督教的氣質。

從歷史的發展來看,以632〜633年為境,法蘭克王國的梅洛維王朝就開始走上衰退,其原因是因為內部有許多紛爭,而且歷代國王都是未成年人的緣故。本來,日耳曼人的國王是從如下「具有神聖之王室血統的繼承人選」當中加以選出的,換句話說,具有神聖之王家血統之繼承人要基於日耳曼的宗教基礎而保有「血液」這種的超凡魅力(chrisma)。日耳曼人的國王本來是戰士集團的統率者,因此,雖然說是血統正確的繼承人,但是如果是由未成年人來成為國王的話,那麼,這個未成年人就無法成為戰士的領導人,而變成只不過是欠缺統治能力的名目上之領袖而已。事實上,梅洛維王朝的統治地區—高盧就因此而陷入了無政府的狀態。

於是,凱洛琳家族就在這個時候,登上宰官(majordomus;mayor of the palace)一職,而這個宰官不只是在宮廷內部,也會在國內的統治上面,發揮其實權。宰官是與正式的王位互相並存的一種「事實上的王位」。而在實際上,凱洛林家的宰官就故意使王位空著而去統治高盧。751年,宰官比賓就派遣兩位高級的神職人員到他過去就一直有在接觸的羅馬教皇那裡,而向教皇扎加理亞斯

(Zacharias,?〜752)尋問如下一事:「具有國王稱號的齊魯德理希(作者註:梅洛維王朝的最後一位國王)與實際上行使國王之各種權利的比賓,那一位應該戴上王冠呢?」。教皇就明白地說:比賓應該戴上王冠。結果,齊魯德理希就被迫退位,被軟禁在修道院裡,而這就是凱洛琳王朝的成立。

我們可以在這個事件的背後找到幾個意義:許多日耳曼人在與政治局勢無關的情況之下成為基督徒,而且他們承認羅馬教皇的位置所具有的權威;由於日耳曼人承認羅馬教皇的位置所具有的權威,而教皇也認為比賓的政變是正當的,所以日耳曼人也因此認為比賓的行為是正當的。換句話說,將政治權力加以正當化的原理就從「日耳曼的神話」轉換成「基督教」。

西元751年不只是法蘭克王國的統治權從梅洛維王朝移轉至凱洛琳王朝之年,也是具有統治地位的王朝(凱洛琳家)與羅馬教皇實現同盟關係之年,從這個意義來看的話,751年可以說是:歷史潮流之大轉換被加以達成之年。此後,歐洲的政治就與基督教進入密切不可分、並且互相輔助的關係,而這一年就強而有力地決了定歷史發展的走向。

2、查理曼的政治與宗教之結合

比賓的兒子查理曼於西元800年的聖誕節,接受羅馬教皇李奧三世對他的戴冠,亦即他接受教皇授予的「西羅馬帝國皇帝之冠」,這個事件是一個重大的事件,因為查理曼把他的父親比賓所採取的政治策略與宗教策略的路線加以明確化,並將這個路線加以確立。對於當時的羅馬教皇來說,羅馬教皇一直想要自立於拜占庭皇帝(東羅馬帝國之皇帝)與希臘正教之外,因此,我們也可以認為這是「羅馬教皇的願望」與《查理曼的願望」互相密切結合的事件。

羅馬教皇李奧三世並不是很單純地希望西羅馬帝國以純粹的政治制度而復興,假如說:他希望在帝國的西半部分將帝國加以復興的話,那麼他是可以把統治東半部分的東羅馬皇帝召喚回到羅馬的。但是他如果這樣做的話,那麼這就意味著羅馬的主教-羅馬教皇要像過去一樣,受到皇帝的影響之下。其實,李奧三世所想要的是:他要建立以第一代羅馬主教=彼得為中心的宗教世界與政治世界,而且這個宗教世界與政治的世界是以獨立於拜占庭的東羅馬為中心的。

相對地,從查理曼的立場來看,他以他自己所擁有的權威與權力要讓自己去君臨西歐也是可能的,但是從確保正當性的觀點來看,被西歐的基督徒承認為「是具有正當性、合法性的政治最高權威者與最高權力者」是很重要的。也因為這個緣故,查理曼就有必要在羅馬教皇的主導之下去就任西羅馬的皇帝。李奧三世的宗教企圖與查理曼的政治企圖,就於此彼此合為一體。(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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