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標題【民報】美麗島後的禁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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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島後的禁書

2019-12-24 09:38
作者:廖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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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發生在高雄的美麗島事件(又稱為高雄事件),對台灣往後政局發展有重要影響,媒體關注大審使台灣民眾於此事件後開始關心政治。與此同時,政府當局亦開始加強管控,將原先由新聞局掌管的權限移交至警備總部。

此後,台灣禁書開始一段從印刷廠到銷售,都與警總鬥智鬥勇的歷程。

作者選出的禁書大多被警備總部以違反〈台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第三條(出版物不得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的第五款(違背反共國策者)、第六款(淆亂視聽,足以影響民心士氣或危害社會治安者)、第七款(挑撥政府與人民情感者)予以查禁查扣處分。

本書介紹當時被查禁的數百種禁書中較為重要、由1980年9月24日,以隆徹字第4100號一口氣查禁林義雄、姚嘉文的《虎落平陽》及張俊宏的《我的沉思與奮鬥》等五本書談起,到1983年1月12日查禁曹聚仁的《魯迅評傳》為止,一共27本。

藉由本書,莫忘如今作為亞洲自由度最高的台灣社會,是由民主先輩的生命與鮮血、在狹小牢獄間的歲月,與這些曾被禁錮的文字、曾被視為猛獸的紙本鋪墊而成。

如今號稱最自由的華文出版中心、各種書籍類型百花齊放的台灣,很難想像曾經出版是一件被視為「搞政治」、可能「被消失」的職業。

透過本書,那些或熟悉或陌生的作者名字多半與政治相關,但也包括意想不到的金庸《射鵰英雄傳》都在政府查禁之列。(郭靖與黃蓉本人表示震驚)

閱讀本書,如同走了一趟台灣戰後民主運動史,那些名姓、那些事件,無一不影響著解嚴後如今的台灣。從林義雄到陳文成,民主前輩的身影以不同形式成為民主之路的磚瓦。

我們記憶著,以曾經會被查禁、銷毀、逮捕的形式-書籍。

推薦序

〈速寫時代的飛翔者〉楊翠(國立東華大學華文系教授)

廖為民先生以一名親歷者、觀察者、見證者的視角,這些年,透過嚴謹的考證、生動的筆墨,描繪台灣民主化運動的歷史紋理,刻畫那個時代台灣人躍動的靈魂舞姿。

2015年的《我的黨外青春:黨外雜誌的故事》,2017年的《台灣禁書的故事》,以及作為續篇的本書,剛好是時代的兩個不同側面;一面是激昂的青春進行曲,一面是持續壓制的黑暗魔手。唯有結合這兩個側面,才能呈現時代光影交織的立體圖像,才能真正閱讀到,那些行動者是如何從黑暗中點燃光亮,自主飛翔。

1970、80年代,是台灣從威權體制中奮力掙脫的關鍵二十年,而廖為民先生的兩本禁書故事,時間橫跨1966年到1983年,與這關鍵的二十年高度疊合。表面上,這兩本書是寫國家如何查禁出版品、查禁哪些出版品,實際上,更重要的是,他寫出這些作者做為自主言論的行動者,在關鍵時刻,如何記錄、參與,甚至推動台灣邁向民主化的青春時刻。從這個角度來看,廖為民筆下,其實是一部部青春進行曲。

1970年代的台灣,在歷經漫長的禁錮之後,逐漸進入騷動的青春期,冬蟄過後,爆破的聲音到處迸發。1970年代終了,那年所發生的美麗島事件,更是猛力敲擊台灣住民長期被馴化的靈魂。

人民猛醒,時序進入1980年代,破冰前夕,四方鳴動,這是一個行動主義高昂的時刻,人們相信,只要願意挺身而出,思考、言說、行動,就可能創造一個陽光清朗的未來。

然而,從統治者的視角來看,這種暢旺的民氣卻猶如百鬼夜行,萬蟲亂竄,長期習於控制的威權統治者,不許一絲光亮綻透,強化控制。那個時代,光影反差,一面是微光爆破,一面是黑暗擴大打擊面,這本書就是速寫這樣的時代圖景。

一般人所習知的白色恐怖,以1950年代為核心,確實,這是政治案件密度最高、槍斃人數最多的時代,然而,1970、80年代的「恐怖」,並不是彰顯在案件數量上,而是體現在國家操控體制的強化。從當時大學校園監控體制來看,就可以觀察到,統治者已然嗅聞到時代風雲激湧的生猛氣味,因此布建更綿密的情報網絡,加強控制。

1970年代初期,統籌校園政治偵防的「春風會報」成立,結合教育行政部門、情治單位、國民黨系統,下轄各校的「校園安定小組」,負責第一線情搜與動員,定期在「春風會報」中彙報。監控策略是「層層布建,室室有人」,重點院系的師生、社團幹部、宿舍、職員,都有布建人員,全國八十餘所大專院校的動態,都在「春風會報」中被掌握,標舉以「沒有匪諜、台獨、陰謀活動,沒有政治暗流,沒有學潮醞釀」為目標。

也就是說,只有黨國意識形態,只能有黨國意識形態,除了黨國意識形態蓋章認證之外,其餘都是必須掃除的「陰謀」與「暗流」。校園偵防的布建人數驚人,如1975年至少3,900人,1983年,更擴充到5,041人。

1983年,已經是解嚴前四年,黨國體制感知到民氣翻湧,不是順應民意鬆綁,而是加緊束縛,勒緊喉嚨。正如廖為民先生所掌握的,1980年9月24日到1983年1月12日,短短兩年半不到,幾百種書報雜誌被查禁。事實上,從1949年5月28日,〈台灣省戒嚴期間新聞雜誌圖書管理辦法〉制定之後,對出版品的管制,從未鬆綁,而且,查禁出版品的相關規定不僅止於此,出版法、社會教育法、刑法二三五條……等等,都有相關規定,疊床架屋,相互為用,密織成網。

1970年,修訂的新辦法〈台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頒布,由警備總部執行,絕大多數的查禁作業是依據這個辦法的第三條第五、六、七、八款,理由是「違背反共國策」、「淆亂視聽,足以影響民心士氣或危害社會治安」、「挑撥政府與人民情感」、「內容猥褻有悖公序良俗或煽動他人犯罪」。

觀察廖為民先生書中所記錄的查禁書籍,內容多樣,有當時活躍的政治人物所寫的政論書籍,如林義雄、姚嘉文等人以郭雨新為主角的《虎落平陽》、許信良的《風雨之聲》、林正杰的《寧為黨外》、康寧祥的《一個小市民與老長官的政治對話》等,有長期關切台灣民主發展的政治、歷史、文化評論家的作品,如筍孫 (何光明)的《民主的國土》、李筱峰的《叛徒的告白》、李敖的《千秋.冤獄.黨》等等。查禁理由大多依據前述條款,「內容偏激、顛倒是非、淆亂視聽、挑撥政府與人民情感」等,寫得都十分空洞。作者的思想精粹,就如此被幾句固定的制式評論,宣判為有錯、有害、有毒,被嚴密囚禁,不能傳播,即使已經開始發行,當局也會貫徹意志,在全國各處執行查扣行動。

書中所列舉的,也有前政治受害者的著作,如謝聰敏的《談景美軍事看守所》,又如王燈岸的傳記文學《磺溪一老人》。《磺溪一老人》的傳主石錫勳,日治時期是彰化地區文化協會的主力戰將,戰後積極挺身而出,亟欲以「參與」來改革政治,終而被羅織罪名,指他涉及「劉佳欽、顏尹謨等彰化事件」,判刑7年,成了政治犯。這些涉及政治受害者的作品,也都被以「內容淆亂視聽、挑撥政府與人民情感」為由查禁。

政治受難者,雖然已經出獄了,卻仍然被關閉嘴巴,斬斷羽翼,禁止飛翔,甚至連他的存在,都再度被抹消。

有一些幾乎無關現實政治的出版品,也成為查禁國策下的犧牲品。如金庸1950年代在香港出版的《射鵰英雄傳》,1957年9月在台灣首次出版,不到三個月就被台灣省保安司令部 (警備總部前身) 以「為共匪宣傳之圖畫文字」為由查禁。1959年12月31日,更啟動「暴雨專案」,查禁武俠小說四百多種,金庸作品中,包含《射鵰英雄傳》在內的六部小說都被查禁,1980年5月,《射鵰英雄傳》在台灣由遠景出版社重新出版,一出版就又遭查禁。

《射鵰英雄傳》這部以宋元時期為背景的武俠小說,究竟為何是「為共匪宣傳之圖畫文字」呢?當局這種「超譯」的文本解讀法,令人費解。

更有甚者,廖為民先生寫到1982年出版的《陳文成教授紀念專集》被查禁一事。1981年7月2日,返台探親的陳文成被警總以「約談」為由,從羅斯福路住處帶走,隔天上午,陳屍在台大研究生圖書館後方的草坪。

淡藍色襯衫、淺灰色西褲、白色皮鞋,成為陳文成此生的最後身影。他何時死亡?死因為何?是否有從警總離開?即使歷經四度刑事司法體系偵辦及兩次監察院調查,這些問題,至今仍然懸置在歷史迷霧中。

1982年7月2日,陳文成事件週年,《陳文成教授紀念專集》出版,內容是家人的懷念、故人的追憶、陳文成的著作、美國國會聽證的證詞、命案相關報導與評論等等。然而,陳文成命案未破,紀念專集卻被查扣,依據也是第三條第六、七款,說是「淆亂視聽,足以影響民心士氣或危害社會治安,挑撥政府與人民情感。」

國家該負責任的調查,懸置成為疑案,卻汲汲營營查扣紀念陳文成的出版品。即使已經死亡,仍然禁止飛翔。

然而,在那個年代,眾多的陳文成們,即使失去生命,即使被斬斷翅膀,也仍然堅持飛翔。因此,廖為民先生所描繪的,既是一則則關於「禁止飛翔」的黑暗故事,更是一幅幅時代飛翔者振翅飛翔的陽光敘事。

作者簡介

廖為民

雲林縣西螺人,現居新北市三峽。逢甲大學合作經濟系畢業。

曾任台中書報社發行經理,遠流出版公司行銷企劃,人間雜誌及人間出版社發行副理,流通書報行銷公司總經理,克寧出版社發行人,一橋出版社社長,從事相關文化工作三十多年。

現在擔任「座家」。喜愛讀書,逛書店,聊天,小酌,沉思。目前仍就相關查禁書籍與人物撰述中。

著有《我的黨外青春》與《台灣禁書的故事》,本書《美麗島後的禁書》為其第三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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