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標題【民報】開放的媒體是民主政治的必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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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的媒體是民主政治的必要條件

2015-03-28 10:51
突破重圍、爭取媒體自由,無非為了捍衛人民應有的「知的權利」。(民報資料照)
突破重圍、爭取媒體自由,無非為了捍衛人民應有的「知的權利」。(民報資料照)

媒體的功能有報導真相、分析因果、以及提供建言,可以監督政府立法、行政、以及司法三權,因此有稱為「第四權」,威權統治者視之為毒蛇猛獸。在戒嚴時代,國民黨政府實施報禁,黨外雜誌突破重圍、爭取媒體自由,無非為了捍衛人民應有的「知的權利」。

台灣在民主化的過程,對於民主的追求,由傳統尊重個人自由的「自由式民主」(liberal democracy),已經漸漸朝向更為精緻的「審議式的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努力。在這樣的境界裡,民主社會的成員必須是願意積極參與決策的公民,而非只是前往投票所的選民。具體而言,人民必須進行「經過思考的公共審議」(reasoned public deliberation),也就是說,我們除了要解釋自己的立場,也必須嘗試去了解對方。

為了促成相互理解,社會必須提供人們基本的認知跟溝通能力,還必須確保大家有公平的「認識論資源」(epistemological resources)。特別是在多元的社會下,大家有不同的價值、利益、或是立場,如果不能透過程序上的公平來進行公共而批判的討論,那麼,即使有任何妥協方案,未必是最好的決策;甚至於,在選擇性的再現(representation)之下,被打壓的一方勢必忿忿不平,媒體反成淪為消音的幫兇。

多年來,有關推動台灣成為「東方的瑞士」,一直是國人的夢想,只不過,多半停留在羨慕的階段,並未有人深入探究如何實踐。前副總統呂秀蓮近日思考如何確保台灣的主權,認為「永久中立」(permanent neutrality)或許是可之道。筆者初次接觸,以三十年前修習國際法的理解做反應,直覺上認為不可行,理由是強權會接受嗎?然而,作為理性的人,我也願意嘗試著去了解她的想法,更重要的是,我請她讓學者從事比較深入的研究,大家集思廣益來討論看看。

上個週末舉辦的「認識中立國學術研討會」,就是十二名學者經過寒假的研究成果,兼具理論及實務,除了國際法(廖福特)、及國際政治(施正鋒)的導論,另外還邀請十名學者從事個案研究,拜託他們至少要討論各國所採取的中立模式、為何要採取中立政策以及內的爭辯、如何推動及實施、面對內外情勢的因應及調整、以及對於台灣的啟示。這些國家包括瑞士、奧地利、瑞典、芬蘭、比利時、愛爾蘭、土庫曼、哥斯大黎加、日本、及美國。

一如往昔,我們拜託本土社團相互傳遞訊息,馬上碰到軟釘子,表示必須經過執委會同意,那當然是推託。倒也無所謂,政治理念的傳播本來就是開疆闢土的寂寞工作,更何況是沒有外來和尚加持的學術討論。因此,在會議當天,某報刊出日本退休將領的一些看法,看來是必須自我表白,也就不以為意。

只不過,在會議的第二天,某報做了簡短的報導,除了有呂副總統對於日本行的看法,選擇兩位論文發表人、以及一位評論人的說法,大體是站在反對的立場,對於與會學者未必公平。坦誠而言,記者的能力有限,我們不忍深究,然而,事後不願意接電話,是相當不禮貌的作法;同樣地,我們寫了一封公開信給總編輯也是碰到葉名琛,完全沒有任何回應。

其實,不要說一般人、媒體人、或是政治人物,隔行如隔山,連學者未必理解永久和平的真諦,也就是「平時不結軍事同盟、戰時不捲入國際紛爭」。這樣的願景,相信國人都會接受。對於「台灣有沒有條件」的質疑,我們必須指出,包括瑞士、奧地利、芬蘭、瑞典等國,都是周旋於列強的所謂「前線國家」,兩大之間難為小。同樣地,比利時、盧森堡、荷蘭、丹麥等國在德國及法國夾縫中生存,中立是理性的選擇,而且也維持相當長久的中立;事實上,破壞中立的德國最後都遭到制裁。回想兩次大戰,如果比利時選擇跟德國、或是法國結盟,命運會不會比較好?

中立並非孤立自守、也不是束手投降,而是積極的武裝自保,只是不願當人家的馬前卒。事實上,戰後芬蘭如果不是中立,不是像波海三國被蘇聯併吞、就是像東歐國家淪為附庸,主權只是名目上的;因此,所謂「台灣法理獨立才能取得中立地位」,不論是邏輯不通、也不符事實。我們知道,強權在戰後對奧地利、德國、以及日本也有中立之意,最後,只有奧地利中立、蘇聯撤軍,德國一分為二、日本北方四島落入蘇聯手裡。我們必須指出,永久中立的倡議並非放棄台獨、而是想要在目前的困境走出另一條道路。

事實上,戰後芬蘭、瑞典、瑞士、以及奧地利採取中立,大家都知道主要的對象是北極熊,儘管他們選擇不加入北大西洋公約而成為美國的軍事盟邦,一直被美國當作友好國家。我們必須指出,永久中立與否的關鍵在於內部是否能有共識,那是運動推動者的責任。其實,瑞士就是應為有日耳曼裔、以及法蘭西裔,既不能親德、也不能親法,外交中立是最佳的選項。

坦誠而言,國際法對於永久中立,大體是建立在瑞士的實踐,也就是中立國的權利、以及義務。至於一個國家是否會採取中立的內外條件,那是政治學者(外交政策、比較政治)的範疇。研討會當天,撰稿的廖福特教授、以及評論的姜皇池教授由本身的專業出發、提出寶貴的意見,如果有所保留,也有精彩的對話,可惜記者未能公平報導,彷彿船過水無痕,相當惡意。同樣地,賴怡忠教授嘗試結合芬蘭化以及戰略孤立,相當有創意,然而,在論理方面還是有討論的空間,記者卻一面倒,令人無法接受。

台灣人如果有夢,卻沒有勇氣去追求,那是懦弱而丟臉的作為。然而,不管是記者、主編、總編、還是報老闆,惡意封殺新的看法,讓公民無機會理解、探討,不知背後是有不可知的政治力量在操作、還是無知,都是野蠻的行為。我們知道媒體有篇幅的限制,然而,如此高度選擇性報導,大概是仗勢一般讀者無法知道內情。對於如此「仁慈的忽視」(benign neglect),我們相當悲憤,如果鄭南榕在世,不知他會做如何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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