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標題【民報】顛倒的民國: 臺灣和中國都不提起的近現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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顛倒的民國: 臺灣和中國都不提起的近現代史

2019-07-09 15:30
作者:余杰
譯者:
出版社:大是文化
出版日期:2019-07-03
官方網址:

多數人被歷史耍了一生,卻不知道自己讀的是演義。

偏偏歷史真相多半是顛倒過來的,這是一本反歷史的歷史書,臺灣和中國,都不提起的近現代史。

◎「中華民國」是誰起的名字?「中華民族」是誰後悔莫及的發明?

◎蔣介石誓師北伐,但最大功勞得給俄國將軍加倫。

◎陳炯明並沒有叛變,他只是反對孫文破壞《約法》自立為非常大總統。

◎課本說袁世凱是竊國大盜、民國罪人。看過他背黑鍋的證據你會想:他才算國父。

多數人被歷史耍了一生,卻不知道自己讀的是演義。
偏偏歷史真相多半是顛倒過來的,這是一本反歷史的歷史書,臺灣和中國,都不提起的近現代史。

◎「中華民國」是誰起的名字?「中華民族」是誰後悔莫及的發明?
◎蔣介石誓師北伐,但最大功勞得給俄國將軍加倫。
◎陳炯明並沒有叛變,他只是反對孫文破壞《約法》自立為非常大總統。
◎課本說袁世凱是竊國大盜、民國罪人。看過他背黑鍋的證據你會想:他才算國父。

你在兩黨的官方歷史文件裡,都不會看到這樣的記載。
因為,歷史的書寫者常為權力服務,
成王敗寇。敗的一方,就成了亂臣賊子。

本書作者余杰是北京大學碩士,被譽為兩岸三地「最敢說真話的」的作家,2004年他和劉曉波等人共同起草中國年度人權報告,遭到非法軟禁數月;2012年他攜妻兒出走美國,目前定居華盛頓。

這幾年來,他有如魯迅和柏楊般的批判性文字和思想,深深影響了年輕人。
著作已有六十餘本,共1,500萬字。

余杰認為,凡是人云亦云的地方,一定要多打個問號。
你渴望自由,還是擁護獨裁?端看你閱讀和接受哪一種歷史(包括歷史教科書)。

自序

讀什麼樣的歷史,成為什麼樣的人

香港評論家陶傑在〈歷史,與歷史教科書〉一文中分析:「在『歷史』(History)和『歷史事實』(historical facts)之間,有時已經有點白馬非馬(按:中國戰國時期被提出的辯論問題,最著名的論據是由公孫龍提出,他辯解『馬』是指形狀,『白』是指顏色,顏色不等於形狀,所以白馬不等於馬)的意思;『歷史』與『歷史教科書』(history textbook),更可以是指鹿為馬的戰場。」

自由或專制,端看國家要你讀哪種歷史教科書

教科書是出版社指定某些人寫出來的。教科書是賺大錢的生意,有利益傾向,而一個政府的教育部,可以指定學校使用某教育出版社的產品。譬如香港殖民地時代,英國人指定香港的名校,一定要使用立場親英的「齡記」、「人人」兩家出版社的歷史教科書;而立場親中的左派學校,一定使用「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出版社的中國歷史教科書。所以這兩家出版社的教科書一講到太平天國、義和團,評價就不一樣了(例如,左派評論義和團是愛國運動;而親英派的評論則為排外運動)。

陶傑認為,英國殖民時代的歷史教科書如此,中國人的「歷史學」,也一樣不可靠,因為最早的孔子編春秋,令「亂臣賊子懼」。講歷史,只要說事實即可,為何強調要令亂臣賊子感到害怕?誰來定義何人為亂臣賊子?很明顯,是由孔子來定義。孔子編春秋,不是述史之簡單,而是注入了他的政見。孔子為權力服務,成王敗寇,敗的一方,就是亂臣賊子。

支持陶傑文章論點的最好論據,是《關鍵評論網》(香港)記者陳娉婷寫的一篇題為〈90後的政治青春〉的採訪報導。該記者成功訪問到一名二十多歲的社區幹事、香港建制派(親中派)政黨民建聯(民主建港協進聯盟)新人劉鎮海(Corey)。

劉鎮海來自中港矛盾最深的地區──上水,他的「師父」是北區區議員蘇西智。劉鎮海的核心觀點是「我是愛國分子,不容民主凌駕民生」、「我是愛國的,我對國家的感情、民族觀念比較重」。他說,他對港人以及中國人的身分認同,皆是十分滿分。

記者問劉鎮海的出身,才知道他的家族從祖父一輩已在香港土生土長,親戚與內地不常聯繫,記者便好奇問他,從小就這麼愛國嗎?劉鎮海連忙點頭回答:「是從讀中史開始。」又嘆道:「好可惜,現在中史不是必修科。」

他理直氣壯的說:「你以為逼你唱國歌就愛國、仰望國旗就愛國?讀中史是必要的,了解國家的興衰,知道為何中國今日變成如此,你自然而然就對國家有感情……這一刻共產黨一定要撐住,中國才會繁榮。」

對於劉鎮海這個有趣的「愛國標本」,香港評論家盧斯達在〈「懷抱天下」的中國人,是世界和平的永恆威脅〉一文中評論:「學校教的那套中史,其實很誤導人。因為大多數人以為『歷史』二字記載了『事實』,但其實不是。大多數人被『歷史』耍了一生,卻不知道自己讀的是演義。」換言之,讀者(學生)以為自己真心誠意的追求真理,殊不知自己正不知不覺的被洗腦和奴化。

劉鎮海讀的歷史,當然是共產黨救國救民、為人民服務的歷史,而不是共產黨禍國殃民、六四屠城的歷史。這樣的歷史讀多了、讀久了,當然就成為愛國愛黨(在香港不能直接加入共產黨,只能加入共產黨的「兒子黨」民建聯)的「乖孩子」。

在此意義上,歷史書寫是一場攸關生死的靈魂爭奪戰。你的靈魂屬於上帝,還是屬於撒旦;你是一個熱愛自由的人,還是一個熱愛獨裁的奴隸,端看你閱讀和接受哪一種歷史書(包括歷史教科書)。所以,當我逃離中國、到了自由世界後,立即拿起筆來寫中國歷史,就好像柏楊一離開火燒島(按:柏楊是歷史評論家,火燒島指過去囚禁政治犯的綠島)就動筆翻譯《資治通鑑》、撰寫《中國人史綱》。我深知,拯救身處「文化集中營」的華人的最佳方式,不是勤練武功,讓自己變成蝙蝠俠、鋼鐵人那樣的超級英雄,而是寫出具有顛覆性的歷史書。

中國是歷史大國,歷史科目在科舉考試中的重要性僅次於儒家經典。但長期以來,中國的歷史書寫秉承文以載道,文史哲不分,歷史為道德倫理服務、為統治者服務(所謂「資治通鑑」),它的終極目標是分辨善惡(按儒家標準確立的善惡,而不是真正的正義),真實更在其次。

因此,盧斯達感嘆的說:「這種由家到國,由個人修養到大帝國的構造、『關懷天下』的道德化歷史觀,形成完整的儒教王權的宗教。在這一套價值體系中,『大一統』是不證自明、不能反駁的最高真理。

「中國人很容易產生一種對自身文化的無條件高舉、無條件自信,那是一頭深海中久不久就冒出來食人的怪物,而其他人只是正當自衛、追求自由,就成了弒君或者分裂國家的大罪人。」

在「成王敗寇」和「大一統」的歷史上打洞

國民黨和共產黨的近現代史書,雖然冠以三民主義、民族主義、馬列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等,新式意識形態的「指導原則」,但其本質上仍然是在修建一面成王敗寇、大一統、天下帝國的高牆。

比如,海峽兩岸的歷史教科書中,孫文(孫中山)與陳炯明的分歧,被描述成正義與邪惡、主人與叛徒的二元對立,我從小就對這一套敘述深信不疑。多年之後,我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查證許多第一手文獻史料,才發現歷史的真相原來是顛倒過來的:孫文才是剛愎自用、詭計多端、自我偶像崇拜的未完成的獨裁者,他驅使軍隊製造西關慘案,遭到廣州民眾唾棄;反之,陳炯明信奉民主法治、為官清正廉明、實踐地方自治、深受廣東人愛戴,根本不是「陳逆炯明」。

凡是人云亦云的地方,一定要多打個問號。論及中國政治和歷史,胡適大部分時候都是清醒者,這種清醒卻讓他幾乎每次都成為少數派。孫陳決裂後,胡適在《努力週報》上發表文章評論:「本週最大的政治變化是廣東的革命和浙江的獨立。孫文與陳炯明的衝突是一種主張上的衝突……孫氏使他的主張,迷了他的眼光,不惜倒行逆施以求他的目的……遠處失了全國的人心,近處失了廣東的人心,孫氏還要依靠海軍,用炮擊廣州城的話來威嚇廣州的人民,遂不能免這一次的失敗。」他對孫文從來不給予好評。

這番議論自然引來一片喝斥之聲,國民黨左派的《民國日報》,接連發表〈不贊成《努力週刊》記者的談話〉、〈荒謬絕倫的胡適〉、〈叛逆與革命〉和〈胡適的倫理〉等文章,批評胡適抑孫袒陳的言論,指責陳炯明發動廣州事變是叛道、悖主、犯上。

胡適主張全盤西化,認同西方民主政治的規則。他看到以上論述,自然莫名驚詫。他立即反駁道,國民黨的立論「是舊道德的死屍的復活」,而陳炯明的行動「是一種革命」。他辯解:「我們並不是替陳炯明辯護,陳派的軍人這一次趕走孫文的行動,也許有可以攻擊的地方;但我們反對那些人抬出悖主、犯上、叛逆等舊道德的死屍,作為攻擊陳炯明的武器。」

這也是我闡釋歷史資料和事實的基本立場:人的獨立、自由和尊嚴,是歷史應當關注和弘揚的首要目標,國家、民族等宏大概念是為個人存在,而不是相反。以此衡量,窮兵黷武的統一是一種負面價值,和平競爭的分裂是一種正面價值。

中國近現代史最大的悲劇,是未能像土耳其那樣,正面迎接多民族的鄂圖曼帝國的解體,並轉型為小而美的現代民族國家。清帝遜位後,無論是北京的北洋政府還是南京的國民黨政府,以及以後的共產黨政權,都以維持清帝國的疆土為統治合法性的重要來源,結果作繭自縛、窮於應付,陷入永遠的危機中。

不是漢族的成功史,而是少數族群的血淚史

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流亡日本,接觸翻譯為日文的西方史學著作,這才恍然大悟:「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已……吾國史家以為,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故其為史也,不過敘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舍此則非所聞也。昔人謂《左傳》為『相斫書』(按:互相砍殺的書),豈惟《左傳》,若二十四史,真可謂地球上空前絕後之一大相斫書也。」

我要顛覆的,正是這種「帝王將相的家譜」,歷史應為凡夫俗子的悲歡離合留下生命痕跡。在太平天國動亂中,兩軍彼此廝殺,造成上億人口損失。共產黨的歷史書將洪秀全描述為農民起義的英雄,因為毛澤東崇拜「砸破舊世界」的洪秀全;國民黨的歷史書則將曾國藩描述成捍衛傳統的中流砥柱,因為蔣介石尊崇「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為師為將為相一完人」的曾國藩。

然而,歷史的真相是,無論洪秀全或曾國藩,都是不亞於希特勒的大屠殺策劃者和實施者。中國的官方歷史書,不會花費一個字記載,死於他們之手的上億無辜者的悲劇。

在中文世界的歷史教科書以及各種歷史讀物中,讀者同樣很難讀到,一代代「低端人口」像被螞蟻一樣掃除的歷史。不是「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而是中國的統治者鐵石心腸,從來不顧民眾死活:

在光緒3年的「丁戊奇荒」中,天災加上人禍,使中國北方數省損失了1,300萬人,「人吃人」成為常態;在中日戰爭期間,蔣介石和唐生智(按:1935年受銜陸軍一級上將,詳見本書第24章)自欺欺人的宣稱當局有能力守住南京,不採取任何撤退計畫,致使數十萬潰兵和市民無處可逃,而守在長江對岸的友軍未接到撤退命令,居然向逃難同胞開槍,自相殘殺,死者數萬人。

中國人殺死的中國人,未必少於日本人殺死的中國人。日軍還沒有打過來,蔣介石就悍然命令工兵掘開花園口黃河大堤、張治中就匆匆下令長沙焚城(詳見第23章),造成數十萬平民死於水深火熱之中。這些掌權者的殘酷暴虐,比古羅馬暴君尼祿有過之而無不及。

中國人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要求日本為侵華戰爭道歉,卻從來不敢誠實面對自身的幽暗歷史──中國政府每天都在對手無寸鐵的人民發動內戰,二二八是大屠殺,六四同樣是大屠殺。

中國的近現代史,被書寫成受西方列強蠶食鯨吞、以「華人與狗」並列來百般羞辱的悲情史。然而,即便在國力最孱弱的時候,中國人也沒有放棄推動帝國擴張的夢想。

晚清四大名臣之一、湘軍將領左宗棠寧願向西方銀行借高利貸,也要完成媲美衛青、霍去病的「西征」,一路上毫不留情屠殺數百萬計的回民、維吾爾人和其他少數族群;在被神聖化的辛亥革命中,革命者和暴民屠殺數十萬滿人的歷史被遮蔽了;北洋時代,皖系將領徐樹錚率兵北上逼迫蒙古「內附」,並殺戮不服從者的歷史,更被「愛國賊」津津樂道為「維護祖國統一」。

中國歷史學者葛兆光認為,大清國勢由盛而衰有三個重要原因:第一,帝國龐大疆域和複雜族群,造成控制成本過大;第二,思想文化與意識形態無法面向世界,越來越僵化;第三,歸根究柢,是皇權或國家權力過於集中,封殺了變革的可能性。

大清如此,中華民國也是如此,表面上從帝制轉型成為共和制,卻不願縮小為現代民族國家,非要繼承大清遺產,標榜「五族共和」,卻難以有效管理不同族群和廣大疆域,難以使不同族群民眾同質化並且認同一個國家。「這種棘手的問題,也許至今還仍然棘手。」

在「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旗號下,一切殺戮都可以被原諒、被縱容。晚年梁啟超為當初創造出中國和中華民族等概念、將魔鬼從潘多拉的盒子中放出來而深感懊悔,可惜他再也沒有能力將魔鬼抓回來、關進去了。他欠下的債,卻要由子孫幾代人來償還,梁氏家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下,(文革時)家破人亡、無人倖免。

中國近代史必須推倒重寫

馬克思主義以及形形色色的左派思想傳入中國後,「反帝」成為中國近現代史敘事的主流。然而,反帝只是獨裁者和野心家對民眾實施集體催眠的工具,在反帝的口號治下,催眠者所有的暴行都被合理化、合法化且迅速遺忘。二二八屠殺變成清除居心叵測的「皇民」的正義行動,六四屠殺變成消滅「亡我之心不死」的西方帝國主義走狗的必要措施。

我們的腦袋和心靈充滿豆渣和雜草,像是武俠小說中被點了穴道不能動彈的犧牲品;我們是受害者,卻又自願去充當加害者。我們真的以為鴉片戰爭是為了鴉片的戰爭,而不知道它原來是一場「自由貿易」的戰爭,自由貿易、法治、人權的觀念,是英國透過戰爭的手段強迫清帝國接受,受益者是清帝國的普通民眾;我們真的以為孫文是中華民國國父,而不知道武昌起義跟孫文毫無關係,南京臨時政府並不具備當年北美獨立戰爭期間「大陸會議」的合法性──相反的,袁世凱才是如假包換的中華民國國父,其推動現代化的功勛讓孫文望塵莫及;我們真的以為蔣介石有「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的本領,卻不知道北伐不是蔣介石打贏的,而是指揮蔣介石的蘇俄名將加倫將軍(Vasily Blyukher,布柳赫爾元帥)等人打贏的;我們真的以為是共產黨打敗國民黨,迫使國民黨逃到臺灣,卻不知道是蘇聯的東亞戰略騙過和勝過美國,左傾的羅斯福輕信史達林,放任東歐和中國成為蘇聯的「盤中餐」。

如果我們了解了真實的中國近現代史,就不會認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中國做三百年殖民地才能實現現代化」的說法驚世駭俗、石破天驚。當左宗棠的軍隊在所謂的「新疆」(中國新占領並打造的「奴隸集中營」)大肆殺戮時,是俄國駐伊犁使館的外交官出面制止。俄國只是一個處於西方邊緣的「半西化」國家,還殘留很多蠻族習性,但看不下去清帝國更野蠻的屠殺。

在清末以來無休止的內亂中,最聰明的中國人都選擇住在租界,包括政客孫文和周恩來、知識分子魯迅和鄒韜奮,口頭上最愛國,身體偏偏愛租界。當初選擇住進租界的中國人,跟現今移民西方國家的中國人一樣,都是用腳投票(Foot voting,經由人民的遷移過程,顯示出各地公共預算的偏好,達成公共財的最適當配置),這訴諸於趨利避害之本能,無可厚非。

所以,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抱有好感的李鴻章、袁世凱、汪精衛、周作人,都不是「漢奸」,不應該落得千夫所指的下場。若他們身在日本,就是帶領日本脫亞入歐的明治維新英雄。

因此,所謂「擁抱殖民」,簡單的說,就是讓中國融入普世價值和條約體系,進而像日本那樣成為西方世界、文明國家之一員──這個過程,中國至今尚未完成;曾被荷蘭和日本先後殖民近百年的臺灣完成了一半;被英國殖民百年的香港同樣完成了一半,卻又被中國拖回那片鱷魚潭之中。

如果你從小讀國民黨、共產黨、左派製作的歷史書,你會成為什麼樣的人?你會成為被吆屍人驅趕的僵屍。中國旅德流亡作家廖亦武寫過一本關於吆屍人的小說,那是關於中國這個「必須分裂的帝國」的隱喻:共產黨和國民黨的歷史書就如同「蠱」,中了蠱的人會變成喪屍,喪屍咬到活人,活人立即變成下一具喪屍,如此這般,喪屍數量呈等比數列擴散。

吆屍人趕著千萬具喪屍出征,屍海戰術,無往不勝:屠殺西方宣教士和中國基督徒的義和團、在淮海戰役(徐蚌會戰)中幫助共產黨運糧食和彈藥的農民,和在朝鮮戰爭戰場上身穿薄衣的衝鋒解放軍士兵、在文革中揮舞毛澤東紅寶書並打人和抄家的紅衛兵、以及現今出征蔡英文臉書的「帝吧」小粉紅(按:現今網路上傾向民族主義的中國青年),還有遍及世界各地跳廣場舞的中國大媽……你願意成為他們中的一員嗎?

中國的近現代史需要推倒重寫。對我來說,重寫中國近現代史,與其說是要實現司馬遷所說的,「究天人之際,成一家之言」的雄心,不如說是要努力普及高中生應當知道的常識:無須反帝,擁抱殖民,脫亞入歐,全盤西化,才是中國這個東亞大陸文明和秩序的窪地,其唯一的出路。

如果你想要「因真相,得自由」,不妨翻開這本書。你不必同意書中每一個章節、每一個觀點,但我盼望作為讀者的你,由此開啟一趟通往自由的旅途──一路上,有暴風驟雨,也有風和日麗;有枯樹昏鴉,也有小橋流水;有「杏花疏影裡,吹笛到天明」,更有「莫愁前路無知己,相逢盡是自由人」。

作者簡介

余杰

生於成都,旅居北京二十載,看盡京華煙雲、花開花落。

1998年,出版了處女作《火與冰》,有如魯迅和柏楊般的批判性文字和思想,深深影響了中國一代年輕人。2012年1月,赴美定居於華盛頓郊區。

多次入選「最具影響力的百名華人公共知識分子」名單,並獲頒「湯清基督教文藝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公民勇氣獎」等獎項。

認同義大利思想家克羅齊所說的「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在近現代史領域,著有《彷徨英雄路:轉型時代知識分子的心靈史》、《1927:民國之死》、《1927:共和崩潰》等力作,深受歷史學家余英時院士、張灝院士等肯定。致力於破除被政黨所歪曲、被意識形態所遮蔽的歷史迷霧,還原歷史真相,並從歷史中尋求通往自由的道路。

以華語文化圈內擁有真正的言論自由和新聞出版自由的臺灣,為第二故鄉。喜愛臺灣的美食、風景、朋友和書店。相信文字可以穿越時間與空間,得天下之英才而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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