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標題【民報】省籍情結的變換與扭曲型態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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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籍情結的變換與扭曲型態的出現

從韋伯社會學與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角度切入

2016-12-09 17:21
某瞿姓學者在其網站批評張正修的文章。這是公共政策的討論,還是意識形態的攻訐?局外人未必清楚。圖/取自網路
某瞿姓學者在其網站批評張正修的文章。這是公共政策的討論,還是意識形態的攻訐?局外人未必清楚。圖/取自網路

曾有讀者在我於2015年6月13日所寫的文章〈不能說出的初選大戲〉中,留言表示:「用省籍討論政治,腐朽落伍反智無下限....而且效益越來越小」。對於讀者這樣的看法,個人覺得有加以回應的必要,因此我特別藉著《民報》的專欄從「韋伯的理解社會學」的觀點以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角度來探討省籍情結的問題。

一、韋伯的理解社會學

韋伯的社會學被稱為「理解社會學」,這個「理解」是什麼意思?我們可以稍做解釋一下。

首先,韋伯在理解社會現象的時候,把「具體的個人」當作一個單位,並以這個具體單位作為「理解」的出發點。他認為這樣的個人是具有自由意志,能夠設定目的,並能選擇「達到手段的目的」,進而去採取具體的行動。

韋伯進一步要了解封建制度乃至國家等的現象。他認為對國家乃至封建制度等加以理解並不是在處理自然現象,而是要處理「人的行為以及由人的行為所構成的社會現象」。於是他把封建制度乃至國家等現象還原至各個人的行動,而對此等現象加以理解。他認為在理解這些現象時,個人是行為的唯一擔當者,而其行為是具有「意義」的行為,因此他採用理解「行為是蘊含意義」的方法。換句話說,要對社會現象加以說明,就要對「人的行為的意義」加以理解。於是韋伯就對社會學做了如下的定義:「社會學是以解釋『意義』的方法來理解社會行為,而且透過這樣的理解,試圖以『因果關係』來說明社會行為的過程與其效果之學問。」

以具體例子說明:當我們追問「某個社會現象為什麼會產生」的時候,我們會對社會現象的因果歸屬去進行了解,進而對之加以操作;也就是「個人是組成這個社會而且展開社會行為的行為人」,對於這樣的個人,我們要去思考他的內在經驗,並深入他的動機,以便理解他的行為之意義,這樣才能找出社會現象的因果歸屬。

例如某個人在砍伐樹木,我們不只理解他在伐木,也要了解他是樵夫,他是為了賺取工資而工作。這種切入個人的動機,並依照其動機來理解其行為,韋伯稱之為「說明的理解」;而對於砍伐樹木本身的理解乃至認識,則屬於「現實的理解」。

二、洪秀柱的參選,是隱藏性省籍情結的顯現

從上述韋伯的理論來看,對於國民黨主席洪秀柱要參選總統這個現象的理解是「現實的理解」,但若對於她的參選之意義進一步作「說明的理解」的話,那麼洪秀柱絕對不會說她的參選是為了保護外省人在台勢力,這是台灣社會長期呼籲不要再操作省籍情結,而且有高度共識。但這並不表示省籍情結已經消失,倒不如說在洪秀柱參選總統的行為當中,如果要找出其意義的話,那麼省籍情結會是其隱藏性意義,我只不過是點出這個社會現象而已。因此讀者說「用省籍討論政治,腐朽落伍反智無下限....而且效益越來越小」這句話可能是把「現象的解析」與「對省籍情結消除的願望」加以混淆所形成的一個評論。

筆者曾經在《從法國結構主義建構華人社會學》一書的序言中,很清楚表明我作為一個虔誠的佛教徒,是把一切眾生看作自己的父母,不可能以省籍情結來區分眾生。但正因為要化解省籍情結,我們必須用社會科學的角度來做分析,讓社會正視這個事實而帶動社會的改進。

三、正視省籍情結的存在

關於討論省籍情結乃至族群問題的書和文章已非常多,我就不再贅述。但是省籍情結存在於台灣社會,並沒有必要否認。我在《民報》專欄寫了一篇〈給台大法律系學弟、學妹們的一封信〉,提到我曾說到像我這個年紀已62歲的人,省籍情結很難一時消失。因此要否定我有省籍情結,那就是扭曲事實。對於我自己省籍情結的產生,我倒是可以說給各位讀者參考:

228事件時,我的鄰居是台灣共產黨,他被槍斃,他自己的親人不敢去認屍、收屍。我的一位親人去幫他收屍,結果,警備總部逼迫我這位親人當線民當了一年,讓我的親人整個人格破產。後來,舊台幣四萬元換新台幣一元,許多家庭近乎破產,導致我母親這一輩的人就只敢買金子,不敢存現金。家裡做生意,外省老兵來家中示威,說反攻大陸以後把你們台灣人趕下海。學校上課,外省同學罵我們土台客,外省老師說你們這些台灣人的父母親受日本人的奴化教育、不愛國等等,不一而足。

後來,筆者好不容易當上考試委員。有一天,司法院說為了通過《法官法》,要宴請考試委員。結果司法院來了一個范秘書長,考試委員只來了兩、三名外省籍的考試委員,此外卻多了全部是外省學者的貴客,有鼎鼎大名的瞿教授、李X甸、李X祖。結果根本不是談《法官法》,一看就知道是假公家開會之名義,辦私人聯誼一般,好像是刻意安排對我這個顯性台獨的威嚇,也好像是要交好。請問一般人有這個能耐這麼做嗎?這不是只有用政府的力量才辦得到嗎?

後來我擔任律師高考的典試委員長,有命題委員出了與台聯及阿扁總統有關的題目,《中國時報》硬說是我出的題目。這位瞿教授馬上在民視批判我,說我是兼任講師當上考委根本不夠格。一個大學者翻臉跟翻書一樣!政大教授董X成在我去政大企管中心上公務員的課時,殷勤招待,言談中,以有關台獨話題討好我這個顯性台獨。結果,律師高考的考題變成話題時,連查證也不查的就在《中國時報》寫專論罵我逾越典試委員長的權限,擅自改題。

又如大學一位非常好的外省學弟,從大學時代就和我一起參加黨外運動,他因此曾被調查局關過。後來他整個人成為大中國主義者,並把我去日本留學時送給他的書,當著我的面還給我,只因立場的不同就用退回我送他二十多年的書來侮辱人…這種經驗多得不勝枚舉。各位讀者,如果你是我,你會有什麼感受呢?你要叫我沒有省籍情結,可能嗎?這只要看〈不能說出的初選大戲〉一文按讚的高達2,045人,即可知道這個現象的確是存在的。

三、從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看「不正常壓抑省籍情結的結果」

省籍情結或許在縮小,但它的存在是一個事實。如果因為用省籍情結來解釋社會現象而會被人質疑,反而顯示這個社會的不正常。為什麼這麼說?或許我們可以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來做一個比喻的說法。

弗洛伊德曾對很多精神病患進行診療,發現許多病患會忘掉許多內在層面與外在層面的體驗。而這些病患所以會忘掉,是因為這一些體驗,從他人格的要求來看,是很恐怖的、很痛苦的、很羞恥的;換句話說,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些體驗是很痛苦的,因此這些體驗的事實就會被壓抑到意識底下的世界。

弗洛伊德在1926年發表了〈制止、症狀、不安〉一文,提出「不安信號說」與「自我防衛機制論」。他說:當人們體驗到不安、不快、罪惡感、羞恥等時,會產生防衛機制,而把這些感情的心理內容壓到潛意識當中,以保持主觀心理的安定與內在的安定。這種防衛機制所採取的壓抑型態很多,具體來說,在很多情況下,壓抑會採取忘掉了、想不起來、不知道的形式;或是採取否認的態度,而這種否認通常會對於事實所具有的意義做過小的評價;或是把現實加以改編,以配合自己的空想。例如對於敵人的力量過小評價,而否認逼近身邊的危險;或在遊戲當中,空想自己是很強的獅子,而忘記自己是弱小無力的現實。因此,認為用省籍情結討論政治是腐朽、落伍、反智的,其實相當程度是一種防衛機制的顯現。

更且這種防衛機制並沒有辦法使省籍情結消失,反而會以不同的方式反映到社會上。像「省籍情結變成隱藏性」這個現象就好像是社會這個個體把「會引起某些族群不愉快的經驗」強迫壓抑至潛意識一般,但它卻不斷從潛意識裡頭以變形的方式出現在社會上。例如使用「台灣」一詞代表台灣這塊地方是極其自然的,但是國民黨長期以來對於台灣二字的壓抑、醜化,就造成一、二代的外省人與老福佬人之間對台灣二字有不同的解讀與詮釋。儘管「台灣」兩字已被年輕人普遍接受,但是各位在看媒體、網路時,就會發覺到有特定立場的人會強調使用「台灣」會引起中國的反彈,打不開國際空間,無法踏入國際社會,因而用台灣這兩個字來恐嚇台灣人。

又如台灣是多族群的社會,本來就應該承認各族群應當擁有自己的語言與文化。可是福佬人只要提出國家語言法或福佬語公共電視台的設立等,馬上被批判說是大福佬沙文主義;馬英九執政期間,許多學校的台語課馬上縮小或消失;在法院裡,仍是以北京話為唯一語言。儘管大家都強調「族群平等」,可是就是有人運作不讓福佬語變成公用語,甚至打破60年以上的慣例,採用行政手段將以前被視為「叛國」的漢語拼音使用在所有的公共空間當中。在法院裡,有些當事人稍微顯露出自己的政治立場傾向時,常會被外省籍的法官在案件的審理中找碴,但他(她)絕不會講出是基於省籍因素。

筆者當考試委員時,有一天正進行試題之閱卷。一位我在大學時代非常熟的學弟(現在擔任高等法院的法官),碰到我這個顯性台獨時,故意裝作沒看見,難到這些不是隱藏性的省籍情結在作祟嗎?又如反核災食品原本是公共議題,可是抗議標語卻出現「寧為倭奴」這種字眼。只因為台灣人大部分比較親日,就可以把省籍情結掩蓋在反日的動作上面,而出現這種侮辱福佬人的標題?更不用說許多外省退將要跑到中國輸誠,有的還說「國軍、解放軍都是中國軍」,這不是省籍情結是什麼?

四、面對真相、走上真正和解,是消除省籍情結的王道

弗洛伊德認為治療精神病患的課題,就是要去發現壓抑的部分,並對於過去被趕走、被壓抑的東西加以承認或否認,才能解消這種壓抑。從這個角度來看,台灣社會對省籍情結的處理其實是很不正常的,只會讓省籍情結變形、扭曲而不斷浮現。事實上,長期以來,台灣媒體的生態幾乎都是外省人在主導,這種情形慢慢改變是這幾年的事。當時媒體呼籲大家不要再操作省籍情結,不要再談省籍情結,其實就是害怕,害怕居多數的福佬人會有什麼不利外省人的動作。但是這一壓抑,卻讓大家不願坦誠相見,把話說清。於是許多人就憤憤不平:為什麼執政了,還要被侮辱?許多福佬人私底下對外省人的不放心,都會顯現於平日的舉動上。

總統大選完後,省籍情結確實有在淡化,但無可諱言的,第一代、第二代許多外省人對於老台灣人仍是非常敵視,而老一輩的台灣人對於外省一、二代的不滿、怨恨,也還是存在。或許外省第三代的朋友們應該正視這個現象,打開台灣社會的結,共同推動族群平等的法規與公共政策,那麼省籍情結變成只是歷史名詞的日子就會很快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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