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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國民法官面對精神鑑定的難題

2021-07-17 09:30
2018年10月於桃園發生的砍頭殺母案,第一審判處無期徒刑、第二審改以無責任能力判無罪,近來的更一審判決則又回到無期徒刑,全案雖未確定,卻凸顯司法的反覆性。示意圖/Pixabay,民報合成
2018年10月於桃園發生的砍頭殺母案,第一審判處無期徒刑、第二審改以無責任能力判無罪,近來的更一審判決則又回到無期徒刑,全案雖未確定,卻凸顯司法的反覆性。示意圖/Pixabay,民報合成

2018年10月於桃園發生的砍頭殺母案,第一審判處無期徒刑、第二審改以無責任能力判無罪,近來的更一審判決則又回到無期徒刑,全案雖未確定,卻凸顯司法的反覆性。而在2023年1月1日國民法官制度施行後,國民法官將如何面對這類案件?

於砍頭殺母案裡有爭執者,並非殺人事實,而是行為時有無完全的責任能力,這自應依賴精神鑑定為斷。而在現行制度,檢察官起訴時,也要將相關卷證併送於法院,這雖方便法官於正式審判前準備,卻易因此產生有罪偏見,故於國民法官審理的案件裡,為避免先入為主,故檢察官起訴時,是不能將相關卷證併送於法院,這當然包括精神鑑定的書面報告。換言之,在正式審判前,合議庭的九位法官,皆不會接觸到相關卷證。

惟內容複雜且專業的精神鑑定報告,六位國民法官實無法於短短數日的審判期間就能掌握,更遑論可與已習於程序操作的三位專職法官分庭抗禮,為解決此問題,就一定得讓鑑定者出庭陳述,除接受交互詰問,國民法官也可直接詢問不清楚之處。惟目前的審判實務,因多委由機關鑑定,且依刑事訴訟法第208條第1項,要否由實際鑑定者出庭乃由法官裁量,致使現行機關鑑定的場合,幾乎只提書面報告。如此現象,未來於國民法官審理的案件裡,就肯定不應存在。

又現行得委請鑑定者,依刑事訴訟法第198條,限於法官與檢察官,被告僅有向法院聲請選任之權,這就與檢察官形成武器不對等。尤其是像精神鑑定,總存有某種程度的主觀性,若僅有檢察官或法官所委請的單一鑑定者,會讓國民法官無從比較。故於英美法,由當事人自費委請專家證人的制度,就有引入的必要性,但這又涉及道德風險與法律扶助能否涵蓋於此之問題,就得有審慎的配套。

審判長的解說必對國民法官造成影響

就算判定有精神障礙,但是否因此造成違法辨識或行為控制能力之喪失,及被告是否以吸毒自陷無責任能力狀態等,皆涉及法律評價,審判長如何在短暫時間對六位國民法官為解說,勢必又是一大考驗。而國民法官沿襲的主要對象,即日本的裁判員制度,在2009年,有感於法律專業名詞的難以理解,且為了使法官有效對參與審判的國民為有效的解說,日本最高裁判所還特別出版難解法律名詞的手冊,以來方便審判長為平易化的講解。只是這種極為短暫的法治教育,是否真能使裁判員的法律專業接近法官,這本身就是疑問。甚且,若審判長的解說,也可能會影響裁判員的心證形成,就使其易成為一種陪襯。如此的難題與困境,肯定也會出現在我國未來的國民法官裡。

而六位國民法官除須與三位法官為有罪、無罪評議外,於有罪認定後,還得同為量刑評議,就必得面臨判生、判死的內在掙扎。而不論有罪、無罪,只要合議庭判定被告有精神障礙且對犯行有所影響,還得為是否施以監護處分的決定。

惟就目前的國民法官法,僅有犯罪事實與量刑的評議規定,卻缺少保安處分的評議程序。考其原因,是國民法官沿襲的日本裁判員制度,亦無此等評議的規定,而之所以會如此,是因日本的刑事處遇乃採取一元化主義,即刑法僅有刑罰而無保安處分的規定,故自然無須規定此等評議方式。但我國不同,乃採取與德、法相同的兩元化處遇模式,即刑法除刑罰外,另有保安處分的規定,這是與日本大不同之處,故國民法官法裡,有關量刑的評議,自不能涵蓋到保安處分。也因此,為了符合法定程序原則,在國民法官制度正式實施前,立法者實應趕緊針對保安處分的評議方式為漏洞之彌補。


作者指出,在國民法官制度正式實施前,立法者實應趕緊針對保安處分的評議方式為漏洞之彌補。國民法官制度的法庭組成模擬圖,後排中間為三位法官,兩側穿便服六人為國民法官。圖/取自司法院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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