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標題【民報】面對中國因素!鄭南榕女兒:獨立自主的國家才能維持言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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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中國因素!鄭南榕女兒:獨立自主的國家才能維持言論自由

 2017-04-07 23:15
今(7)日是首度「國家人權日」,內政部下午舉辦座談會,談到中國因素對於言論自由的影響,鄭南榕的女兒鄭竹梅說,還是要有獨立自主的國家,才能保持、維持言論自由。圖/唐詩
今(7)日是首度「國家人權日」,內政部下午舉辦座談會,談到中國因素對於言論自由的影響,鄭南榕的女兒鄭竹梅說,還是要有獨立自主的國家,才能保持、維持言論自由。圖/唐詩

今(7)日是首度「言論自由日」,內政部下午舉辦座談會,談到中國因素對於言論自由的影響,鄭南榕的女兒鄭竹梅說,當一個國家,把書本在海關當成違禁物品,只要是經過X光掃瞄,發現有疑似書本的東西,就必須把它打開來檢查,檢查它是不是屬於禁書,只要它上面有寫「歷史」,還要特別挑出來翻,這樣子就會造成人民心生恐懼,「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更不要說現在的NGO工作者李明哲」,鄭竹梅認為,政府應該還是有在協助,但就她而言「還是會產生恐懼」,如何讓人民免於恐懼的自由,這是政府可以做到的。

而就人民來說,鄭竹梅認為,人要如何面對心理的恐懼,做出什麼選擇,可能就是要面臨挑戰。因為它就是現實在我們週圍發生的事情」。她強調,「當然,還是要有獨立自主的國家,才能保持、維持言論自由」。

政院去年核定每年4月7日鄭南榕自焚日為「言論自由日」,今年首度「言論自由日」,內政部下午舉辦「台灣言論自由之發展與挑戰」座談會,座談會由內政部長葉俊榮主持,包括文化部長鄭麗君、行政院政務委員唐鳳、鄭南榕女兒鄭竹梅、《報導者》總編輯何榮幸等人。討論聚焦在言論自由的經驗、言論自由日的意義、中國因素、言論自由與社會運動、假新聞與《集遊法》修法等議題。

主持人內政部長葉俊榮提到,今天有很多文化創作家、歌者到全世界,「包括也到大陸去」,是否因全球經濟實力消長而受到箝制,而行政院長林全稍早也提到是否有「自我審查」,因為商業等各種考量,這其實是當今言論自由所面臨的另一個課題。

鄭麗君表示,她上任擔任文化部長後,的確「中國因素」成為台灣文化表意的一個新挑戰。近來一些演藝工作、文化工作者在中國遭到被要求表態,箝制不說話的自由,其實但中國也不完全針對台灣,「我們也看到受害包括日本藝人,也包括限韓令」,的確中國因素成為跟中國經濟文化往來,乃至表意自由的一個新挑戰。

鄭麗君說,在談政府該如何回應前,她面對這現象之前都沒說出她的感受。「當我看到台灣文化工作者、電影工作者在中國遭到中國政府要求進行政治立場的表態,看到國內和網路上的輿論,看到這些命題讓我感到難過,討論某某某做了什麼遭而中國封殺?到底有沒有做這些?做這些當時是真的假的?為什麼當時有做後來改變他的說法?為什麼要去中國?不一定靠中國市場啊」?有一些針對政府的,我們要誠實虛心接受:我們政府到底做了什麼,讓藝人在中國遭受這樣的待遇?

鄭麗君直言,很多命題都是圍繞做了什麼,遭到中國封殺,這命題不是說:為何中國可以箝制表意自由?為何中國可以傷害言論自由?為何在21世紀,還有個國家的政府是可以強迫政治表態,可以傷害『不語』的自由,「我覺得這命題要優先被回答,這命題不管身為個人,或身為部長,或身為台灣人、身為日本人、身為美國人,不管身為哪國人,不是都該一致地先對這個命題一致來提問嗎?我們也不斷看到西方民主國家要求中國增進它的人權保障」,不能繼續進行自由的箝制。

鄭麗君說,2012年,德國一位文化部長在柏林影展開幕致詞時,「當場也有很多中國影視工作者在,他在當場公開呼籲中國,必須要公開譴責中國箝制言論自由、表意自由,呼籲德國政府必須公開聲援劉曉波和艾未未,我想這就是一位文化部長的良知」,這是每個國家都可共同做的事情。

「相信這樣的事還會發生,如果我們認為言論自由是最基本最基本的自由的時候,我們不應該再歸責於個人,就好像台灣人習慣就是,孩子出門被打了,回來先罵孩子,我們應該反省這樣的行為。你可以歸責政府,但不應歸責於孩子」,鄭麗君說,這是她第一點要講的心情。

兩岸文化輸入中國「潛規則」是我們要走的路嗎?

接著鄭麗君提到,在面對中國因素時,兩岸文化產業發展過程中,這幾年她在擔任立委時,也一直在關心「潛規則」的輸入,兩岸發展過程中,不只輸入資本,也輸人「潛規則」,這對台灣文化的發展,我們自詡為亞洲最自由、開放的文化體,當我們的多元文化跟自由開放是最具爆發力的時候,這「潛規則」的輸入,是不是我們要走的路?

鄭麗君表示,「當然每個個人都有權選擇他到哪個國家工作,並不是因為他要去中國工作就遭到這樣待遇,身為政府我覺得有責任,如何讓台灣的文化發展有這樣的免疫力,我們有我們自己文化的主體、文化的信心,但是我們有免疫力,當我們跟不同國家來往的時候,我們依然保有我們最自由奔放,最本來的文化特色,跟我們文化的話語權」。

鄭麗君繼續表示,這是她核心的文化政策的思考,就像兩公約提到的,「消極的自由是不受干預」,她的文化政策是:藝術自由有兩個層面,第一是不受政治干預的藝術自由,藝術創作、文化發展的主體是人民,不應受到政治力干預,當然文化不可能再為政治服務,但這命題要更細微思考的是:當政府文化政策在進行發展過程中,其實很容易就造成主導性。因為要去發展它,而產生了文化的主導,其實補助的政策就是一個需要好好思考的,透過資源下放,是不是可能去主題、扭曲文化內容發展,而不去尊重個體自由和由下而上發展的可能?

鄭麗君強調,她選擇的文化政策走向就是「去中心化」,應該積極地在文化發展過程去發展「中介組織」,由公民團體和專業團體組成,是大家共同治理的平台,可以透過專業的平台組織,去進行資源的下放,這也是法國、英國和許多歐洲國家所採取的文化策略。

鄭麗君說,明年開始要進行轉型,進行藝術發展的資源下放,希望把資源過渡到國藝會,但希望國藝會建立公共參與、治理的平台,接受公共課責來進行藝文扶植和資源下放。這也就是第一就是消極對自由保障要做到「去中心化」,這是文化政策核心概念的「臂距原則」、「等臂原則」,政府支持文化,不介入內容發展,但要保持一個手臂的原則。

第二,鄭麗君表示,人民需要更積極的表意自由,「他想創作、說話、表達意見,能得到公共支持。所以我的文化政策就是要建構一個公共支持的體系,它可以來支持台灣人在文化上面自由地發展」。

「它有兩個意涵:你可以自主的說你想說的話,說你想說的故事。第二,在國際資本結構下,尤其過去經貿發展過程中,台灣不是那麼重視在地文化的傳播權,我們要來建構一個在地文化的傳播權、話語權。如何建構一個支持體系?簡單說,讓台灣人發展自己的文化,在世界上說自己的故事。也就是進行『強本』,發展免疫力,才能來面對外國的政治力量,或經濟力量造成的失衡」,鄭麗君說。

面對中國因素,文化部長鄭麗君強調要強本、有文化話語權,才能有免疫力。圖/唐詩

接著她也提及政府要推動「前瞻數位基礎建設」文化部分,「過去特別預算大多是硬體建設為主,這次特別放入文化內容的數位建設」,它的前瞻性基礎性是什麼?我們選擇從「國家記憶庫」做起,當我們發展文化時要知道我們有怎樣的記憶,怎樣的文化DNA。第二部分是支持未來技術標準的影視音內容產製,第三是未來新媒體,網路超寬頻速度的追求必須要有台灣的原生文化的內容,「現在是4G,未來是5G,速度快但都在服務他國的文化內容,其實缺乏自己的文化內容」,這三個計畫是積極支持台灣本國文化傳播權的基礎建設。

鄭麗君並表示,通路的部分,像NCC制定自製比例,讓台灣的影視內容有更高的能見度,也在思考擴大國片院線,另外像公廣集團的發展,也正在思考提出政策,作為台灣文化在國際發聲的一個平台。「台灣擁有跟中國非常大的差異性,就是我們的自由,世界無國界記者組織選擇台灣設立亞洲總部,我們也期待公廣集團成為全球最被信任的華語的大平台,這是我們可以追求的願景」,「這個華語社群裏面包括華語、台語、客家,原住民,都可以在裏面說自己的故事,像最近的通靈少女,透過HBO其實傳播到全世界,裏面就有豐富的台灣在地文化元素,也可以跨域發展成為不同的新媒體形式」。

鄭麗君講到一半,麥克風突然「失聲」,一旁的葉俊榮幽默表示「不是我喔」,引發全場一陣笑聲。之後一旁趕緊遞上另一支麥克風,但鄭麗君繼續強調,保障消極言論自由,政府如何思考建構公共的治理模式,建構公共支持的體系?是文化部正在努力思考的事情。

主持人葉俊榮接著提到『返校』遊戲就是典型例子,讓我們走入父執輩那段歷力,接著請鄭竹梅發言。

「書本成為海關違禁品」 讓人感到恐懼

鄭竹梅表示,所謂的「國際」主要來說就是呼應中國的壓力,不管台商或藝人都會有個恐懼。舉例來說,當一個國家,把書本在海關當成違禁物品,只要是經過X光掃瞄,發現有疑似書本的東西,就必須把它打開來檢查,檢查它是不是屬於禁書,只要它上面有寫「歷史」,還要特別挑出來翻,這樣子就會造成人民心生恐懼,「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更不要說現在的NGO工作者李明哲,還是要再次地呼籲、再次地提醒,我們都非常地關注,我們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去表達,當然政府應該還是有在協助,可是就我來說,還是會產生恐懼。就政府來說,如何讓人民免於恐懼的自由,這是政府可以做到的。就人民來說,人要如何面對心理的恐懼,做出什麼選擇,可能就是要面臨挑戰,因為它就是現實在我們週圍發生的事情」。

「當然,還是要有獨立自主的國家,才能保持、維持言論自由」,鄭竹梅最後強調。

接著發言的何榮幸則認為,中國因素當然無所不在,從媒體立場到媒體營運方式,以及媒體表現出來的言論,所有東西都深受影響。再細緻一點談,中國對台灣文化霸權與解釋權的爭奪,在媒體上還有另一種情勢,在媒體上大量用置入式行銷,在台灣媒體上做大量廣告,這其實行之已久,監委吳豐山也曾糾正陸委會、經濟部幾個相關部會」。

「中國因素表現在媒體上,除了大家熟知的立場之外,不要忽略經濟力量對於台灣媒體本身會產生的影響,這部分我們缺乏足夠的警覺跟反省。吳豐山的糾正案出來之後,好像沒看出一些明顯改善,這樣的情況還是有,還是用各種軟性的方式出現,大陸各省份的旅遊、廣告還是在台灣的新舊媒體上大量地出現」,何榮幸說。

「當然,談到這也會覺得有一點感慨」,何榮幸接著反問,「當我們警覺到中國因素無所不在,對台灣媒體日益增加的影響,台灣政府表現有好一點嗎?其實民進黨政府執政後 置入式行銷還是一樣存在啊!同樣的情況,我們現在看到民進黨政府的很多部會,國營事業,仍是是用大量的置入式行銷想要籠絡媒體、收買媒體、影響媒體報導的方向」。

何榮幸:民進黨政府還在做置入式行銷,媒體也要反省

何榮幸說,置入式行銷是一個重要的方式,各式各樣的標案也是,「這麼多的置入式行銷,這麼多的標案,全都是人民納稅人的錢,你用在跟媒體之間,拉攏它,讓它拿廣告,混淆新聞跟廣告的分際,就如同我們在警覺中國因素一樣,同樣我們也必須要警覺:在台灣當政府施政的時候,當它企圖要混淆新聞跟廣告的分際,用置入式行銷的手法來表現的時候,從媒體的角色來講,是必須要進行全面性的警覺和反省」。

「一方面意識到中國意識的無孔不入,大量地滲透,這部分公部門必須要在其間承擔一定的角色,因為現有的法令有相關的規範,只是現有的陸委會跟經濟部這些相關部會,並沒有嚴格去執法,以及商議出一套可以在這方面處理的機制」。

何榮幸也指出,吳豐山監委糾正案之後,要做的事情還很多,至於媒體本身的警醒,是必須要從本國的政府到對岸的政府,企圖用經濟力,用置入式行銷,用標案的方式來影響媒體的報導方向和手段,要有更高的警醒、自律、自覺,以及對這樣的關係做一個清楚的梳理,才能夠在談言論自由時,去講清楚另外一件事:言論自由過去是用政治力量在箝制,現在的確看到政治的手好像逐漸在伸出,可是不要忘了,當今天政治的手伸出的時候,政府都會偷偷地在經濟方面,用廣告、用標案、用預算的方式企圖來影響媒體,這是媒體在「言論自由日」更深刻的自省,希望深刻思考後,在政媒關係時時警惕跟得到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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