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標題【民報】風吹草低南蒙古,獨立蒼茫馬蹄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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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吹草低南蒙古,獨立蒼茫馬蹄失

德穆楚克棟魯普(蒙古德王):成吉思汗的子孫在馬背上 (上)

2017-06-11 19:07
德穆楚克棟魯普(蒙古德王)一生穿梭詭變的政治情勢,致力追求南蒙古的獨立。圖/Public Domain
德穆楚克棟魯普(蒙古德王)一生穿梭詭變的政治情勢,致力追求南蒙古的獨立。圖/Public Domain

始而移民屯墾,繼而設省置縣,所謂國家富強之術,直我蒙古致命之傷!痛定思痛,能不傷感?處茲今世,民權一經剝奪,民生勢必致困,民族益衰弱,夫豈不知? --德穆楚克棟魯普

1928年夏天,國民革命軍進入北京,北洋政府的統治畫上了句號。對於普通的北京居民來說,生活中明顯的變化是,除了城市的名字被改為「北平」之外,那面飄揚了十七年、代表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的紅黃藍白黑五色旗被廢止了,取而代之的是從國民黨黨旗脫化而來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新國旗。

蒙古人要自決自治,激起白崇禧之怒

在北平的蒙古人對於新政府的民族政策忐忑不安。一方面,國民黨的意識形態特別強調民族主義,宣傳中使用的新概念是「中華民族」。誰也不知道「中華民族」的真實含義是什麽。「中華民族」只是一個花架子,其核心還是大漢族主義。那麽,在以漢族爲主體的民族國家中,蒙古究竟處於什麽樣的地位呢?另一方面,在被國民黨奉為中華民國「國父」的孫文所寫的《建國大綱》指出:「對於國內弱小民族,政府當扶植之,使之能自決自治。」曾經與漢族等民族平等居於五大民族之列的蒙古族,是否又淪為「弱小民族」?若蒙古人承認自己「弱小民族」的身分,是否意味著可以得到政府的「扶植」,進而擁有「自決自治」的權利?在這些自相矛盾的說法裡,蒙古人不無焦灼地等待來自南京的說法。

1928年6月8日,南京政府公佈新修訂的《蒙藏委員會組織法》。南京政府正式表示,有關蒙古和西藏行政的中央機構仍舊續存,只是由北京政府的蒙藏院改為南京政府的蒙藏委員會,由總裁制改為委員會制。中央政府承認蒙藏這兩個地方的特殊政治意義。然而,陸續從南方傳來的消息說,新政府對於蒙古事務既無根本政綱政策可循,也沒有所謂臨時變通方法。那些在國民黨中佔有位置的蒙籍人士,只不過應虛位而已,實際上對處理蒙古問題不會產生什麽作用。

在一個炎熱的下午,在北平的蒙古人,借用位於南河沿的歐美同學會,舉行一場歡迎指揮國民黨北伐的將領和黨政要員的集會。最初答應來的有不少人,而真正在現場露面的重要人物只有桂系將領白崇禧。白崇禧不是閻錫山、馮玉祥那樣「華麗轉身」的舊軍閥,而是貨真價實的國民黨黨員。而且,他是回族人士,也是所謂「弱小民族」的一員。因此,蒙古人對他寄予極大的希望。

然而,白崇禧以征服者的傲慢姿態光臨會場,看到會場懸掛的「民族自治」、「民族自決」的標語,勃然大怒。他大概沒有讀過「先總理」親筆撰寫的《建國大綱》,不知道這些話出自《建國大國》,而認為這是蒙古人挑戰中央的權威。白崇禧厲聲指出,這是政府絕不允許的,他自己雖是回族,其實無異於一個信回教的漢人。他不承認中國除一個中華民族之外,還有什麽其他的民族,又怎樣要求自決自治?

經過白崇禧的一番訓誡,蒙古人大失所望,也極其憤慨。他們終於明白,漢人書上所寫的,大都是假話。漢人在自己力量不足之時,可以甜言蜜語、好話說盡;一旦擁有壓倒性的武力優勢,就只靠槍桿子來說理。這是國民黨北伐勝利後,蒙古人第一次對中央政府失去信任的場合。

不過,白崇禧畢竟不是百分之百的漢人,只是「信回教的漢人」,所以不太會說謊騙人。他說出了心裡話,也是國民黨真實的民族政策。白崇禧自從說出反對蒙古人自決自治的話後,一直到晚年在台灣,在任何場合談及蒙古議題,他的主張始終未變,也不做任何妥協。白崇禧這番代表中央政府的講話,很快傳到廣袤的蒙古草原上。年輕有為的德王德穆楚克棟魯普飛身上馬,疾馳良久,才消除了心中之憤怒。

觀念翻轉:中國被蒙古化、中國是元帝國一部分

何謂「蒙古」?何謂「中國」?「蒙古」與「中國」之間是什麽關係?清帝國崩潰之後,這些問題開始一一浮現出來。

如果說蒙古是一個「帝國」,那麽蒙古帝國在十三世紀的出現,蒙古文明吞沒了中國文明,繼續向西擴張,連接了地中海文明,這讓兩大歷史文化首度接觸,覆蓋整個歐亞大陸的世界史從此變得可能。曾經是世界最大帝國的蒙古帝國對世界史的影響長期被低估,蒙古帝國不僅推動了資本主義經濟從華北向西歐擴張,更迫使地中海世界從古代逐步進入到大航海時代。而其繼承國除了俄羅斯、印度、伊朗之外,也包括今日滿蒙化的中國。

歷史上蒙古人「國家」意識的形成,可追溯到古代社會。蒙古語中的「國家」一詞爲「兀露絲」, 最早是突厥語詞,八世紀左右被借入蒙古語,指蒙古社會從部落或部族分裂、割據中產生的強大政治集團。十三世紀,隨著蒙古大汗國的建立及其影響力的擴大,「兀露絲」具有「國家」、「領土」、「人民」等寬泛而模糊的含義。作為「兀露絲」統治者的成吉思汗被稱為「可汗」之後,「成吉思汗原則」幫助完成蒙古各部落的整合;尤其是忽必烈建立的元帝國,滅了南宋,鞏固了北方、東北邊疆,元帝國是疆域大過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王朝的多民族帝國。對於蒙古人而言,「兀露絲」是國家的雛形,但「兀露絲」所體現的國家規模、性質和規則,與近代以來的民族國家有本質上的區別。

粗略劃分中國歷史,若以秦漢時代爲第一階段的中國、隋唐時代爲第二階段的中國;那麽,在蒙古帝國的支配下,中國被蒙古化(過去的中國歷史單單強調蒙古被漢化),形成了元明清的第三階段的中國。如日本學者岡田英弘所說,第三階段的中國不再是以皇帝爲中心「單獨運轉」的世界。元、清兩個帝國的皇帝其實是以成吉思汗爲原型的中央歐亞遊牧君主的中國版,中國實際上是中央歐亞世界的一部分。這個第三階段中國的特徵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身上可以清楚看見。

而元帝國(包括後來的清帝國)是否可以看成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朝代,仍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廣義的蒙古,原本就由多個「兀露絲」組成,並不是因為成吉思汗去世才分裂爲四個「兀露絲」。元帝國作為蒙古帝國的四個「兀露絲」之一,其疆域將漢人帝國完全囊括其中。也就是說,中國成了元帝國的一部分,而非元帝國被鑲嵌在中國的歷史之中。蒙古是中國的殖民者,中國則是「被殖民」的對象:代表中國的南宋帝國被元帝國滅亡,南宋的漢人被劃分爲最低等級,被迫接受嚴重的種族歧視的統治。波蘭人不會把被德國佔領的時期描述成「波蘭的日爾曼王朝」,以此類比,中國人以「元朝」定義元帝國堪稱掩耳盜鈴之舉。

古代中國是一種「天下國家」,天下是由天、天子(王朝)與生民(百姓)所構成的政治社會,是以王朝爲媒介的公共場所。而相對於天、生民與天下的普遍性,王朝、皇帝權力是由個別家族所擔當的。天下觀念的完成,超越了反覆興亡的王朝權力的特殊性,長久維繫著前近代中國政治社會之普遍性與統治的現實可能性。所以,王朝可能傾覆,國家可能長期處於分裂狀態,但天下的觀念則是顛撲不破的。以禮法爲上層建築的「天下國家」的觀念,從漢代形成之後,一直存在到清末。

民族主義的真相:「驅除韃虜」是真,「五族共和」是假

到了近代,作為天下周邊的「蠻夷」諸國競相謀求自身的獨立性,而清帝國本身遇到來自西方前所未有的挑戰,其危機不僅是王朝的顛覆,更是天下觀念的崩潰。美國歷史學家列文森指出,近代中國思想史的大部分時期,是一個使「天下」成為「國家」的過程。在此過程中,中國不僅要處理「從天下到國家」的難題,更要完成「納四裔入中華」的使命——在清帝國的疆域和族群基礎上,如何將周邊各種族群納入一個「中華民族」之中,最後形成一個龐大的、多民族的現代「帝國」或「國家」?

更進一步的追問是:一個「民族國家」何以具有維持「天下體制」的合法性?1911年,梁啓超在《新中國建設問題》中明確質問:「蒙、回、藏之內附,前此由於服本朝之聲威,今茲仍訓於本朝之名公,皇統既易,是否尚能維繫?若其不能,中國有無危險?」中國如果從一個傳統的多民族的帝國構造,向一個近代「民族國家」轉型,「『滿』與『蒙』自然都是可以被『中華』所放棄的『韃虜』。」面對「驅除韃虜」與「五族共和」之間的矛盾,孫文放棄了作為革命催化劑的前者,而接受清帝退位詔書所提出的「五族共和」。然而,這四個字真能讓其他民族「歸心似箭」嗎?

理解何謂「蒙古」,還有另外一個角度:如果蒙古是一個「民族」,那麽民族主義意義上的「蒙古民族」是在辛亥革命之後才逐漸形成的。辛亥革命無疑是一場民族革命,儘管辛亥革命之後成立的中華民國竭力掩飾此一初衷。1927年的黨軍北伐同樣也是一場民族革命,不過革命的對象從昔日的「韃虜」變成了西方列強及其在中國的代理人——軍閥(然而,「新軍閥」們並沒有擺脫列強在中國的代理人的宿命)。沒有民族主義的激勵,辛亥革命和北伐戰爭都不可能成功。不僅在十八世紀以來的西方社會,在近代中國的歷史上,民族主義是國家政治與社會變遷的一種搶眼符號和動力源泉,這在民國時期蒙古地區政治變遷、文化語境下同樣如此。

滿清覆滅前後,蒙古王公由「勤王」走向「獨立」。他們認為,蒙古是清帝國版圖的一部分卻不是中國的領土,蒙古人是清帝國的臣民卻不是中國的國民。清帝國一旦滅亡,蒙古與清帝國之間的統治與被統治關係也就隨之煙消雲散,而蒙古也就與中國沒有關係了。鼓吹蒙古獨立的蒙古人將清帝國與「中國」做了區分,既然武昌起義之後中國內地各省可以宣佈獨立、與清帝國中央政府脫離關係,那麽與各省同為清帝國組成部分的蒙古,如果無法通過「勤王」的手段恢復作為母國的清帝國,就只能與中國內地各省同樣選擇自保的方法,也就是宣佈獨立。

民族主義雙面刃:漢人既可反清,蒙人也可反漢

1919年的五四運動,西化的知識階層以德先生(民主)、賽先生(科學)爲旗號,但比這兩者更具吸引力的還是民族主義。受五四運動之啓發,蒙古的青年學人和精英開始接觸和翻譯漢語「民族」的概念。1925年,內蒙古人民革命黨領導人金永昌創辦《內蒙國民旬刊》(蒙古文)。在這份刊物中,第一次使用「蒙古民族」這個說法:在《旬刊》的最後一版(第八冊,1926年4月10日)中,有〈蒙旗政治制度向來依據軍事力量而建立〉一文,文章寫道:「我們蒙古民族,被稱為遊牧國家,被世人視為勇敢的人群。」

民族主義是一把雙刃劍,漢族以民族主義作為反對滿清統治的思想資源,而蒙古族經由民族主義的啓蒙,也以此反對漢族的殖民統治,這真是歷史的弔詭。在「民族」的話語條件下,蒙古社會追隨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步伐,以追求民族平等地位爲出發點,利用蒙元帝國歷史資源,以及蒙古與中原社會在種族和文化上的差異,在辛亥革命之際行動起來,謀求建立獨立國家。

漢人所謂「外蒙」、「內蒙」,是基於「中原中心主義」或「北京中心主義」的帝國政治地理學術語,離帝國中樞近者爲「內」,離帝國中樞遠者爲「外」。筆者拒絕採取此種命名方式,更傾向於使用中性的「北蒙古」和「南蒙古」的概念。

北蒙古獨立之後,科爾沁右翼前旗烏泰的反應最為迅速。1912年8月,烏泰發佈《東蒙古獨立宣言》,支持和回應北蒙古的獨立行為,並宣佈獨立。其後,南蒙古各地王公相繼宣佈支持北蒙獨立,喀喇沁扎薩克郡王貢桑諾爾布、科爾沁左翼前旗扎薩克賓圖郡王棍楚克蘇隆、科爾沁左翼後旗的拉喜敏珠爾和阿爾花公、喀喇沁右旗的海山等最為活躍。賓圖郡王棍楚克蘇隆提議,從哲里木盟起事,北聯呼倫貝爾,西結西部各盟,和北蒙統一爲「蒙古獨立王國」。

在蒙古上層王公精英中,已有了「泛蒙古」或「全體蒙古」的民族主義思想。進入民國後,在西方「民族—國家」意識形態的影響和漢人排擠性民族主義乃至種族主義泛濫的背景下,在蒙古地區的精英和民眾中形成了將中華民國稱為「漢人中國」,把中華民國視作「漢民族國家」的習慣和話語,進而主張建立蒙古族單一民族的「民族—國家」。

在保守與激進的縫隙中的「德王革新」

就亞洲而言,二十世紀是帝國主義侵略的最高潮,也是民族主義興起、爭取獨立自主的顛峰時期。蒙古閉鎖於東亞大陸的心臟地帶,被中、俄兩大國所包圍,卻也不能避開亞洲和世界巨大歷史變動洪流的波及。北蒙古的獨立、南蒙古的革新與民族自決運動,都是這個洪流所激起的浪花。所謂時勢造英雄,英雄亦造時勢,兩者互為因果。在此背景下,德穆楚克棟魯普在一群暮氣沉沉的蒙古王公中脫穎而出。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蒙古地區民族主義進入成熟時期,南蒙古最著名的「泛蒙古」民族主義運動就是德穆楚克棟魯普領導的自治運動。

南蒙古的版圖就像一匹奔騰的駿馬,昂首奮蹄,馳騁在北方。在它的脊背上,有一塊叫「二連浩特」的彈丸之地屢屢被世界矚目,這就是廣袤美麗的塔木沁塔拉草原,蘇尼特部落就長期在此生活。蘇尼特部落在清朝初年歸附中央政府,但一直是最桀驁不馴的蒙古部落之一,被稱爲「藍色的蘇尼特人」。清廷在蒙古設置盟旗制度,縮小蒙古部落的規模,是遵循漢代賈誼「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另一方面,清廷又讓滿族王公貴族與蒙古王公通婚,並給予蒙古人基本等同於滿族人的種種身分優待。

1902年,德穆楚克棟魯普出生於德王府。他的父親那木濟勒旺楚克時任內蒙古錫林郭勒盟盟長兼蘇尼特部右翼旗世襲扎薩克多羅杜棱郡王,在六十歲時,才有這個寶貝兒子。1908年,老郡王去世,年僅六歲的德穆楚克棟魯普承襲郡王爵職。1919年,十八歲的德穆楚克棟魯普自主管理旗政。蘇尼特右旗在錫林郭勒盟的十個旗中只是一個中型的旗,但德穆楚克棟魯普自幼就夢想重振成吉思汗雄風、重建蒙古大帝國,他曾說:「當今時代,能振興蒙古者,舍我與誰共?」

德穆楚克棟魯普從小即夙興夜寐、淬礪奮發,研讀蒙文、漢文的經典,也誦讀喇嘛經書、熟悉藏傳佛教教義。他的書法遒勁有力,是蒙旗眾多王爺中唯一有相當造詣的蒙文和漢文的書法家。作為「馬背民族」的子孫,他在孩提時就學習騎馬、摔跤、射箭,騎術嫺熟,射技精湛。南方一位採訪過德穆楚克棟魯普的記者在《百靈廟巡禮》一書記載:「三百米以外的很小目標,德王每槍必中。」德穆楚克棟魯普還喜好擺弄機械,少年時就學會了開汽車,還想學開飛機。他跟到訪的美國商人藍理訓(Larson)等人成為好朋友,多次向他們請教西方的政治、經濟、科技等問題。比起當時大多數迂腐守舊的蒙古老王公們,他是一個善於接受外來事物的新派人物。

長大成人後的德穆楚克棟魯普,略圓的臉龐,高鼻樑,大眼睛,英氣勃勃。平時好戴瓜殼小帽,好穿藍、黑深色蒙古袍,腳蹬圓頭平底便靴。十四歲那年,娶正鑲白旗出身的女子色布吉德瑪為妻。色布吉德瑪生下兒子都固爾蘇隆之後不久即病故。1920年,德穆楚克棟魯普又續配阿巴嘎左旗協理台吉貢森之女、十四歲的額仁欽朝為妻,婚後兩人非常恩愛。

德穆楚克棟魯普在動盪憂患的年代掌權,蒙古民族的生存環境面臨嚴峻威脅。從清末至北洋軍閥、國民黨統治時期,中央政府推行放墾蒙地、強化軍政統治的政策,削弱了蒙族傳統權益及社會文化等方面的地位。北洋政府在南蒙古劃設熱河、察哈爾、綏遠三個特別區,繼而在1928年改為行省,設立墾務局、縣制,漢民族大量湧入南蒙古,蒙古民族的生活遭受水深火熱之苦。

這樣的成長環境,造就了德穆楚克棟魯普複雜的個性和思想。一方面,他受到儒家忠孝傳統的薰陶,一生忠於大清王朝;又接受喇嘛教影響,奉逃難來南蒙古的班禪喇嘛爲上師。另一方面,他興趣廣泛、博覽群書、知曉世界大勢,很早就萌生循仿成吉思汗等蒙古先輩,在亂世中「叱吒風雲」的理想。

1925年,段祺瑞政府成立臨時參議院,德穆楚克棟魯普、傅倫、馬福祥等蒙古族、滿族、回族人士被選為參議員。德穆楚克棟魯普來到北京開會,在此期間發動了反抗當局在蒙古屯墾政策的活動。這是他爲了蒙古問題,第一次發動的政治攻勢。這個蒙古族的生存問題,或經濟權益保障問題,得到在北京的蒙古一般人士和蒙藏學校學生的支持。他們集合示威,並到段祺瑞的私人官邸情願。這是民國以來蒙古人第一次在北京舉行大規模抗議活動,段祺瑞政府在壓力下接受請願書,並行文停止屯墾政策。但實力派軍閥張作霖、馮玉祥、閻錫山等人我行我素、不予理會。由此,德穆楚克棟魯普認識到,體制內的抗爭效果有限,蒙古人必須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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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野哀歌:曇花一現的蒙古自治邦 (1941-1945)

專欄屬作者個人意見,文責歸屬作者,本報提供意見交流平台,不代表本報立場。原文標題為〈德穆楚克棟魯普(蒙古德王):成吉思汗的子孫在馬背上〉,因內容較長,編者分兩次刊登,另下主標。小標為作者及編者所加。為便利讀者閱讀,註文全數刪除,完整版本詳見余杰新作《1927:民國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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